《民国春秋》第三卷 第十九章 湘鄂西悲歌

　　张国焘等接到周、毛、朱、王复电后，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于是决定以郭述申和独立4师师长徐海东等，带少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

　　红军在英山以西石桥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和蔡申熙率领，另一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约定两路在新洲会合，会合后继续北进。

　　红军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北返后，蒋介石觉察到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弯曲部的计划已经落空，又惧怕红军抄其后路，威胁武汉，便急今陈继承第二纵队、卫立煌第三纵队，由东而西，并进长追；又令胡宗南部第1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88师和第13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

　　红军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黄麻老根据地，只见到处断垣残墙，满目疮痍，群众缺柴，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乡亲们见到子弟兵回来，愁云满布的脸露出笑容。战士们不顾疲劳，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荒凉的山村又出现了生机。

　　不料，红军先头部队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蒋军第188师遭遇。红25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军第13师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一部后，红军主力即向黄柴畈转移。在激战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壮烈牺牲。蔡申熙和徐向前都是黄埔第1期毕业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蔡 1924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军委书记等职。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柴畈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此危急时刻，张国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完全失去信心，他说：

　　“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几次战斗，未能击溃敌人，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主要城镇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才能保存力量。红军应去平汉路以西，同贺龙的红3军会合。”

　　沈泽民则说：“红军主力不应脱离苏区，应该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待时机。”

　　徐向前既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也不赞成沈泽民的意见，他说：“红军主力应暂时拉到外线，待机歼敌后，重返革命根据地。”

　　争论结果，最后决定：留下74、75师和地方武装，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

　　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万余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铁路，开始了漫长的征程。

　　留下的红74、75师和地方部队，以及大批伤病员共约近2万人，分散在根据地各地坚持斗争。

　　蒋介石用20万兵并限令于1932年12月15日，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血洗大别山。要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黑（人）就打，鸡犬不留，铲除干净，绝尽根苗。蒋军对大别山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蒋军在金家寨的柳树湾一次就活埋和屠杀了3500余人，在六安县的上楼房杀害1200余人，在红安县的平台岭屠杀了2000余人，在光山县中部的29个乡杀害了近1．5万人。在乘马、泗店、田铺方圆六七十里地区内杀害2．5万人。蒋军足迹所至，火光冲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尸骨遍野，百里无人烟。大批青年女子被蹂躏、被贩卖。

　　蒋介石命何成浚10万左路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夏曦。夏曦原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他在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不久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追随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奉王明派遣来到石首县调弦口，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

　　夏曦宣布对湘鄂西党组织进行一次改造。周逸群，段德昌等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等人斥为“富农路线”的代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党的领导机关以外。他用宗派主义政策，提升很多干部，如提升经验很少的杨光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

　　不久，又撤了邓中夏的职。邓中夏是在1930年8月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任红2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的。一个时期，邓中夏不听从贺龙劝告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方针，只想攻打大城市，忽视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红2军团由3万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红2军团缩编为红3军，贺龙为军长，邓中夏为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为参谋长。1931年9月，中共中央撤销邓中夏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由万涛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

　　邓中夏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他表示：“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

　　夏曦、杨光华等人仍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对待邓中夏。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无限上纲，使邓中夏陷入苦闷中。邓被关在小房子里，加上疾病折磨，使他难以忍受。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根据切身经历和体会，向党中央写了一份8万字的检查报告。

　　几个月后，邓中夏按中央的要求化装后回到上海，临时中央又停止了对他的生活接济，病中的邓中夏陷入困境。不久分配他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刻钢版。他毫无怨言，仍然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出卖，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被残害于南京雨花台。

　　夏曦派万涛取代了邓中夏之后不久，又派彭之玉取代了万涛，然后他自己又取代了彭之玉，这样，夏曦、杨光华终于实现了控制红3军的意图。

　　不料，许多人因对夏曦不满，以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为口号，同夏曦等人进行一场公开的抗争，争论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得诉之于党中央裁决。为此，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少共书记宋盘铭去上海，请中央定夺。

　　当时的临时中央支持夏曦，肯定夏曦的所作所为。而绝大多数湘鄂西苏区干部对夏曦十分不满，分歧并没解决。于是，再次派出中央分局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筠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临时中央裁决。

　　临时中央再一次给夏曦支持。尉士筠本来是反对夏曦的，见临时中央全力支持夏曦，便改变了观点。临时中央又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命他为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3军政委。关向应同尉士筠一起于1932年1月返回到湘鄂西。

　　此时，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在临利县周老嘴召开。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夏曦的处境非常孤立。关向应和尉士筠回到周老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关向应、尉士筠到会之后，即分别找人谈话。次日，尉士筠首先在会上发言，说：

　　“我去中央反映情况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私下嘱我要向中央控告夏曦，一定要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到中央讲明万涛的要求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并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现在我提高了认识，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我坚决同万涛的错误进行斗争，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并说中央认为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

　　关向应发言之后，潘家辰当场气得昏倒在地。

　　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夏曦等人的恶劣作风，杨光华也作了一个支持夏曦的报告。许多人慑于中央的压力，从批评夏曦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稳了脚跟，更毫无顾忌地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夏，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肃反委员杨成林，对夏曦乱捕滥杀政策起了疑心，质问夏曦道：“这些老党员为革命奋斗多年，逮捕和杀害他们缺乏证据。”

　　夏曦认定杨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杨成林知自己性命难保，便给夏曦写了一封信，谓：“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绝对不当反革命。”尔后化装成渔夫，连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祸使洪湖革命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挥经验的红军指挥员被诬杀，部队战斗力减弱。此时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左路军10万余人大举进攻湘鄂西苏区。在严重的形势下，夏曦便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命令红3军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动，计划在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寻敌作战，开辟鄂中根据地。7月2日，红3军第8师围攻京山县城，主力部队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敌左路军第四纵队阻止红3军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纵队则收缩靠拢，企图围歼红3军。贺龙率红3军撤围京山，向西转移。

　　夏曦由“进攻战略”一变为消极防御，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要求红3军构筑工事，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进攻。夏曦多次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在会上力主红3军开赴外线，寻机歼敌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红3军不得离开洪湖，要红军用“两个拳头”打退敌人进攻。

　　8月11日，蒋军向湘鄂西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夏曦命令红3军攻打沙市、草市。红8师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红7师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红8师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决定，将红3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另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转入襄北打击敌人。贺龙等不同意夏曦的决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夏曦固执己见，决不收回成命，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贺龙、关向应下达命令。贺龙说：“命令可以执行，但要将两种作战方案电报党中央。”

　　贺、向率红军主力北出后，蒋军对洪湖地区进行“围剿”，红7师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夏曦仍对红7师指挥员说：“谁放弃阵地，就杀谁的头。”

　　夏曦明知机关重地瞿家湾不保，便同杨光华等人商量撤退。红7师指战员正在浴血苦战，战士们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

　　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

　　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

　　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

　　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

　　“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

　　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

　　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

　　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

　　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

　　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

　　“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