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春秋》第三卷 第三十一章 从敌人到朋友

　　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会议厅门外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中左额，汪应声倒下，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子弹擦伤。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将其枪击捕获。行刺者两日后死于医院。

　　行刺者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但不料蒋因故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当时汪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出，而背部子弹因夹于第5、6根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

　　汪精卫本与蒋介石有矛盾，遇刺时蒋又不在场，更加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于是，他便在出院后赴上海继续治疗，并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由于汪的辞职，汪氏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汪精卫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1936年2月19日，带着枪伤乘船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

　　蒋介石却是狡猾，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对日本的政策时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

　　于是，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他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当陈立夫到达德国准备去苏联时，蒋介石又命他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谈判。

　　蒋介石命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求谈判。王明回答说：“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后来指定潘汉年回国作为中并谈判的联系人。

　　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任务交给他的亲信、CC派重要成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

　　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

　　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

　　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姐姐宋庆龄传达信息，宋庆龄便在1936年1月，请共产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同宋子文、顾维钧是同学。董健吾于1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以牧师职业为掩护，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

　　宋庆龄交给他一封信和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张二人要通过张学良部的驻区才能到达陕北苏区，董健吾向张学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张学良明白了南京的意图，派人护送董、张进入苏区。张学良送走了董、张，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

　　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博古、林伯渠、张云逸分别接见了他们。并派人将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毛、周给宋庆龄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便带着这个密件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

　　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周恩来分别给曾养甫和陈立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抗日必须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去上海，同陈立夫会面。

　　潘汉年说：“蒋先生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

　　陈立夫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同蒋先生面谈。”

　　蒋介石当时抱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

　　中共对蒋氏的回答是：“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步。”

　　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的是张学良，蒋介石又下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张学良初到西北，继续执行“剿共”政策。他把东北军的主力调集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把于学忠的151军调往甘肃。他对东北军官兵说：

　　“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

　　这话引起了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不满，他们向张学良陈诉：

　　“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从速解决。”

　　少壮派重感情，讲义气，对张学良竭尽忠诚，他们的主要成员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是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思想进步，抗日救国思想强烈。另外还有高崇民、黎天才一些人，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少壮派和一些进步朋友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张学良吟诗一首：

　　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

　　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

　　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在陕北“剿共”，连连碰壁，节节败北。1935年9月间崂山战役，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月榆林桥战役，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被歼，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役，106师一个团被歼。

　　短短3个月就损失3个师之众。

　　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10万元等，蒋介石回答说：

　　“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

　　张学良愤慨地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

　　这时张学良才知道蒋介石调东北军来西北“剿共”，是一箭双雕，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或者被红军消灭。少壮派智囊人物应德田进言道：

　　“先‘剿共’而后攘外是蒋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样呢？进攻江西红军4年，前后5次投入总兵力达100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仍然存在！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天天‘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疱，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鬼，怎么不令人心寒？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共’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

　　对于应德田的肺腑之言，张学良回答说：“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应该设法谏诤去说服他，不应该抛弃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

　　张学良于1935年12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之后，带领应德田等去上海会见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和抗日爱国将领李杜等人。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曾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后来杜重远赴上海和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生活》、《新生》周刊。杜重远对张学良说：

　　“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张学良听了杜重远的话，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表示绝不辜负友人的期望。

　　张学良同李杜将军谈话时，提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负责人进行联系，他在离开上海返回西安时，把应德田留在上海，协助李社与共产党联系。

　　1936年1月25日，红军以毛泽东领衔有20名将领署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之一震。不久，张学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称：“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看罢电报，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他还活着！”

　　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能干、最受张学良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年轻团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以后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后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后在东北军中由连长一直升到上校团长。他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有一定的治军本领。他的突出特点是：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他曾率领619团在河南与红军多次交火，虽然吃了败仗，但他总不认输，认为能吃掉红25军。后来红25军转移到陕北，他率部尾追，在陕北富县与红军对峙。可是，榆林桥战役619团被红军全部吃掉。他被俘后，自忖必死，但又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但他看到红军不仅没有杀害他的样子，而且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创伤，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又发给他一套御寒的新棉衣，行动也比较自由，每天派人同他谈活，态度很和蔼，当他了解到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他十分感动。3个月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红军疑惧心理完全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提出要求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商谈。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他见面。他说道：“不但我赞成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我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回答说：“这次你回去，先以你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曾给王以哲发过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联系，高福源从红军那边回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遂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洛川。他一走进67军军部，便吩咐：

　　“把姓高的带来。”

　　高福源一进来，便用立正的姿势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学良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

　　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心一横，说道：“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记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

　　高福源不禁大哭起来。

　　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番话，不由得流下眼泪，站起来拉着高福源道：“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

　　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又引高福源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

　　“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

　　周恩来接着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

　　高福源激动得手足无措，木讷讷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毛泽东请高福源先去67军，安排好电台联络工作。

　　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安全。”

　　李克农等先同王以哲等进行了3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飞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们又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亲切会谈。张学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在肤施（延安）。

　　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赴延安。

　　次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5人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

　　刘鼎是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来的共产党员朋友。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尔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最适合。于是，刘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在张学良派去迎接他们的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

　　张学良同刘鼎一见如故，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天主教堂会谈，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时，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因而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路能否走通，他现在开始怀疑，向周先生请教。

　　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所提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力，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张学良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他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来魏野畴担任了杨虎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军驻皖北，魏野畴便介绍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杨虎城遂命南汉宸为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南汉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动暴动。杨虎城虽未参加暴动，但他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前，他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

　　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动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汉宸转移出去。1930年10月，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又释放西安在押共产党员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人，并资送一些年轻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国外留学。1932 年夏，国民党下令通缉南汉宸，杨虎城遂赠金送银，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日本。

　　南汉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南汉宸派申伯纯去南京说服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杨虎城从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杨。汪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他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26军政治委员，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由他领导。他同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起来，直罗镇战役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毛泽东召见他，派他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