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冬连：1957年的“大转弯”(2)

　　波匈事件后，尤其是11月11日铁托发表“普拉演说”以后，毛泽东明确转向。对于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归结为他的猜疑、任性、暴戾等个人品质，毛泽东更愿意把它归结为认识论问题，即缺乏经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铁托的“普拉演说”提出了与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说，“个人崇拜是一种制度的产物”，铁托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把跟着斯大林走的人称为“斯大林主义分子”。铁托的说法，引起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共同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将分裂共产主义队伍，必须驳倒它。以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标志，毛泽东从批评斯大林错误转向维护“斯大林主义”，从探索改革之道转向维护十月革命和苏联经验的“共同道路”，从批判教条主义转向批判修正主义。1956年12月，中共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首次提出“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此后反修的调子日益升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同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概念一经出现，就挥之不去，对此后中国20年的政治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毛泽东关注的重点还在国内。薄一波回忆：匈牙利事件对毛泽东和中共高层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在10月21 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此时，国内一些地方连续发生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闹退社的“闹事”，增加了高层的紧张感。毛泽东感到，已经取得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关于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当时认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毛泽东说：“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另一方面也由于政策失误，重工业投资过多，人民生活苦，领导官僚化特权化，脱离群众，引起人民不满。中国能否避免重蹈匈牙利覆辙，也就在这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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