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5)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间，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後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芣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芣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雲《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泆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芣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泆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墠》、《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後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後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後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间，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泆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泆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泆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鄘》、《卫》三十九篇是也。《桑间》，《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鄘》、《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寘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 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適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鴞》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间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鴞》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鴞》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芣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泆，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间，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謷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廋词，使後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