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卷二百七十五 封建考十六(3)

　　刘秩《政典》曰："自汉以降，虽封建失道，然诸侯犹皆就国。今封建子弟，有其名号而无其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食租衣税，国用所以不足也。"

　　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尝读《周官》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之言，慨然叹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则诏群臣议封建，必是时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当时诸臣不能将顺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复兄三代之治，以为遗憾。愚尝窃论之，以为必能备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盖封建一事，汉以来未尝废也。然行之辄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则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则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众建诸侯也，有德有功者则畀之。初未尝专以私其宗亲，虽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极一时之选。若其果贤，则微子尹东夏，蔡仲君蔡邦，虽仇仇不废也。若其不贤，则管、蔡为戮，五叔无官，虽同气不恕也。至汉则且私且忌，故始则剿灭异代所建国，而尽以畀其功臣；继则剿灭异姓王，而尽以畀其同宗；又继则剿灭疏属刘氏王，而尽以畀其近亲。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长之徒，初无功德足以君国子民，特以其近亲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乱，墟其国而陨其身矣。盖有先王之公心，则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连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维，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虽多，而制禄不过十倍其卿，城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名山大泽不以封，必赐弓矢然後征，必赐圭瓒然後鬯，有巡守，有述职，有庆有让，纲纪未尝一日隳也。若汉初诸侯王，则畀以大城名都，连数千里，未尝为之分限，山泽蓄货在其国者，不领於天子之大农，五岳四渎在其国者，不领於天子之祠官，故为诸侯者一受封之後，即自负其富强，摘山煮海，招纳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诃，谋臣不敢议，所以纵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则作佐官之律，严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积毁销骨，所以猜防之者复如此。盖方其纵恣也，则畏之有同乎敌国；及其猜防也，则抑之不啻如谪徙矣。盖有先王之良法，则其弊不至於此。由汉而来，有天下者未尝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与汉无以大相远。盖其初也惟务私其宗亲，未尝有择德而授之意。故有国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复不能固结之以恩义，绳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则流於纵恣，西晋是也；克核者则过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晋、魏皆缘是以亡，是岂封建误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强慕美名，则適足以为祸乱之阶耳！唐太宗亦好名之王，然审时量已，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袭之诏不久而遂停。而当时诸臣，虽以魏郑公之贤，亦以为事虽至善，时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说，盖其度之审矣。如颜师古之议，欲封建与郡县并行，王侯与守令错处，则汉初已尝如此。至景帝令诸侯王不得治民补吏，而汉置内史以治其地，则封建之地悉为郡县矣。盖古之所谓诣侯，即後之所谓守令。然自汉中叶以後，王侯之与守令始判然为二，承流宣化而实有治人之责者，守令也；食租衣税而但袭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令欲并建，则凡王侯受封之地，必尽废内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纵专擅，犯上作乱，复如汉初之事。容之则废法，而贻子孙之深忧，诛之则伤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况魏、晋以後，王侯多是虚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内之地而遥封者，如元魏之以会稽、苍梧、建业、丹阳等郡，封其臣为公侯之类是也。盖户封既为虚名，则受封者之俸禄，必仰给於县官，而出纳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虚食真食之异。今欲尽复旧制，则王侯受封之地，其户邑之入，必合尽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赋随之，京师府藏顿鲜，无以供军国之用，非居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无抚字之责，而徒利租赋之入，於是一意侵渔，不顾怨僁，为封户者甚於征行，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谓王侯者，非子弟即勋臣，素号名贵人，华屋玉食之奉，於京师为宜。今使之块处外郡，朝不坐，宴不预，忧谗畏讥，此绛侯之所以恐惧，长孙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则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其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於君，中则不利於臣，下则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