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轻工业

　　纺织

　　从1919 年以后，到1949年末，我国的纺织工业已经形成包括原料工业、加工工业和装备工业的系统雏形。加工工业中有棉纺织及棉印染、毛纺织、麻纺织、丝绢纺织、针织、复制、服装等行业。其中毛纺织、丝绢纺织及针织行业内部均包含染色整理部分。服装行业还带有很大的手工生产成分。化纤行业和装备行业尚在萌芽状态。生产规模计棉纺织516万锭，6.39万台织机，毛纺织15万锭，0.2万台织机，麻纺织3万锭，近千台织机，缫丝 8.9万绪，绢纺3万锭，丝织机4.07万台。职工71.2万人，内技术人员0.8万人，年耗用各种原料60万吨。

　　（一）纺纱技术的进步

　　1.二三十年代的纺织技术水平。

　　二十世纪初，西方先进国家对纺纱的牵伸机构进行了几次革新，1906 年发明的三罗拉双区牵伸只有7—8倍，1911年出现的皮圈式便提高到18—20倍。1923年卡氏（casablancas）皮圈式更有改进，使牵伸可达25倍。这些新技术由英人和日人逐步传入中国。日本人在仿造中还有创新，如“日东式”、“大阪机工式”等在日资在华工厂中广泛使用，不久为中国人所掌握。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纺纱支数也有所提高。16英支成了标准产品，用于织12磅细布。工人当车能力也提高到梳棉每人12台，粗纱每2台3人，细纱每台3人，摇纱每台1人。此外，辅助工大多数被取消。每万锭纱厂用工减至600人。

　　中国技术人员在掌握了引进的新型纺纱机器技术之后，不断作出改进和革新。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美国造清棉机除尘效率差，中国技术人员就自行添置补充。英国造细纱机用圆的锭绳传动，打滑较多，中国技术人员就改造成美国式用扁的锭带传动。并条、粗纱、细纱各机的下罗拉都进行淬火，以减少磨损。其上面的皮辊均改为活套，使其转动灵活。

　　到三十年代，欧美各国在纺纱设备上多有改进。如造出单程清棉机，即把松包、给棉、开棉、清棉联合成一部机器。又造出并卷机、单程粗纱机、大牵伸与超大牵伸细纱机等。这些新型机器设备使工艺流程得到简化，生产效率得到提高。1932年，41家华商棉纺厂已不同程度地引进这些新型设备。

　　我国自行仿造纺纱机器的铁工厂、机修厂也纷纷出现。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纺纱支数更有提高：20 英支成了标准商品。在华日资纱厂则以纺32英支为多。在引进精梳机的工厂，有纺到60、80英支的，可用于织造府绸、直贡呢、玻璃纱、麻纱（细薄棉织物）、洋标、雨衣布等。工人挡车能力更有提高，清棉每人2台，梳棉每人16—20台，并条每人18—21尾，头道粗纱每人1台，2道粗纱每人2台，单程粗纱每人2—4台，细纱每台1—2人。每万锭纱厂用工减到200人以下。但据1932年国际劳工局资料，每万锭需工人数日本61人，英国40人，美国34人。中国纱厂与它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2.抗日战争期间小型纺纱机的创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技术人员因地制宜，创造并推广了一些适于战时使用的短流程、轻小型纺纱成套设备。其中比较成熟的有新农式和三步法。

　　新农式成套纺纱机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企业家荣尔仁和纺织专家张方佐等创议由上海申新二厂技术人员创制。在大西南后方推广使用，颇受欢迎。这套设备包括卧式锥形开棉机、末道清棉机、梳棉机、头二道兼用并条机、超大牵伸细纱机、摇纱机和打包机。每套128 锭，占地面积只75平方米，动力10匹马力。全套设备可用2辆卡车载运，所以极便于偏僻山区使用。这套机器是参照当时通用的动力机器加以简化、缩小，重新设计制造的。全部采用钢铁材料。每台机器配小电动机单独传动（当时大厂的机器大都用天轴集体传动）。开棉、清棉、梳棉机机幅只有750毫米。并条机采用5 罗拉大牵伸，每台配有头道、二道各3眼并列。省去了粗纱机，二道棉条直接上超大牵伸细纱机。细纱牵伸改为4罗拉双皮圈式，牵伸可达40倍。摇纱、打包也相应简化。

　　三步法成套纺纱机同时由纺织专家邹春座等在无锡和嘉定创制，并投入生产。这套机器把原来棉纺的清棉、梳棉、并条、粗纱、细纱、摇纱和成包等7 道工序缩成弹棉、并条、细纱3道成纱，配上摇纱和成包即成纺纱全过程。弹棉机用刺辊开松，出机净棉做成小条以小卷喂入。细纱机用3罗拉双区双皮圈超大牵伸，由棉条直接成纱，牵伸可达50—100倍。这套机器结构简化。如牵伸机构设计成可以无须调节罗拉隔距；细纱卷绕成形改为花篮螺栓式，由后罗拉尾部凸轮、拨针拨动齿轮，使其回转形成级升。每台细纱机初造48锭，后改为84锭。全套机器均用铁木结构，除了最必要的关键零件如轴、轴承、齿轮、罗拉、锭子、锭座，钢领等用钢铁材料外，其余如机架等全部采用木条由对销螺栓交叉连接，不用接榫。这样，加工制造和安装极为方便。成纱质量可与大型机器所产相匹敌。

　　新农式、三步法以及其他类似的简化纺纱机系列是为适应战争环境而发明创制的，在战争结束后，发达国家更新下来的“二手（旧）设备”廉价大量输入我国，需要花大力气的简易系列定型工作就不可能有人关心，终于成为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

　　3.战后纺纱技术的改进。

　　抗日战争结束后，技术人员对大厂所用的细纱牵伸机构也进行过改革。主要有纺建式和雷炳林式等。

　　纺建式大牵伸由中纺公司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于1947年设计制造。主要是把原来日本仿造的改进型卡氏大牵伸的皮圈架改为上下分开，并把前、中、后弹簧加压改为可调。改后牵伸可达30倍。

　　雷炳林大牵伸以创制人名命名。主要把原来固定皮圈销改为上销用弹簧控制的活动式。这样，无论纱条粗细如何变化，上下皮圈销口始终能起夹持作用。

　　在引进新型纺纱设备的使用方面，我国技术人员摸索出了一套针对原料特性的不同工艺。如清棉工程，对27 毫米以下的棉花（印度棉和低级美棉）须加强大的冲击力，采用单道喂棉和3翼斩刀打手，且让打手在给棉板嘴边直接把棉花打下。对28毫米以上的长绒棉等原料，则采用3根喂棉辊及豪猪式打手，其作用较柔和。对于染色棉花，则采用梳针打手，可使棉卷光洁。在除尘方面，采用了布袋滤尘器，大大改善了清棉、梳棉车间的劳动条件。

　　（二）机织技术的进步

　　1.二三十年代机织技术水平。

　　近代动力织机有许多进步。西方先进国家1895年发明了自动换纡。接着，日本人仿造并加以改进，成为广泛使用于在华日资厂的“阪本式”自动换纡织机。1926年日本人发明了自动换梭的“丰田式”织机，随后也逐渐推广于在华日资厂，并且不久慢慢把阪本式压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技术人员逐渐增多。回国留学生也纷纷把国外先进的机织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介绍到了国内。我国织布工厂逐步推行合理化操作法，如保全之平车、揩车、定位、水平；运转之分段、接头、加油、扫除等等都有了一定的规范。熟练工人渐多，看台能力提高。普通棉织机2人3台，整经机3人2台，辅助工人也有所减少。100台棉织机的车间用工减至230人。每24小时每台可织14磅布2匹（每匹42码）。

　　2.抗日战争前后机织技术的进步。

　　抗日战争前后，我国各厂都推广自动织机，即在普通力织机上添加2 个装置：经纱断头自停装置和纬纱自动补给装置。这样，在纡管上纬纱用完时可不停车而自动换入新的纡管或是新的梭子，经纱断头也容易发现，及时接上，从而大大提高织机运转效率，也减少了缺经疵布，提高产品质量。为了增长机器连续运转时间，又推行了大卷装，如加大梭子，加长纡管，增大络纱筒子等。对于自动织机，看台能力提到每人20台，同一时期欧美、日本看台数还要高些。但这不是因为当时中国工人不如外国工人，而是因为中国纺纱设备陈旧的居多，成纱强力偏低，不匀率偏大；而且织造准备工程的设备也较落后，以致织机上经、纬纱断头率比外国高。

　　机器的传动已逐步由天轴或地轴集体传动改为车头小电动机单独传动。这样，车间里阻碍光线、沾附飞花的长皮带没有了，既减少皮带打滑，又较为安全，运转效率和车间环境也有所改善。

　　有少数工厂已开始采用改进了的“高速整经机”。此机对筒子架作了改进，使经纱引出清晰，接头方便。

　　织物的品种，棉布渐以12磅细布为主，平布幅宽增至90厘米，斜纹布75厘米，还生产出府绸、哔叽、直贡呢、雨衣布、玻璃纱、麻纱等特色棉织品。产量每24小时每台织机可产12磅细布82米，或16磅粗布101米。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国各厂在织造准备工程方面有了不少进步。如络经由竖锭式锭子回转，改为槽筒式由摩擦传动回转，使络纱张力不问卷绕直径多大，均可保持稳定不变，而且可以络成圆柱形或宝塔形（截头圆锥形）筒子。整经机筒子架过去在使用圆柱形筒子时，经纱放出要通过筒子的回转，限制了速度的提高。后来先是在筒子锭轴加装滚珠轴承，减小筒子回转时的阻力；后来又改用宝塔形经纱筒子，使经纱放出可以通过自宝塔尖方向的轴向退绕，筒子可以固定不动。这样，整经时张力会大大降低，整经速度可大大提高。在操作上把工作筒子的纱尾和预备筒子的纱头接起来，这样就免去了停车成批换筒子的操作，大大提高了整经机的效率。浆纱机的张力和上浆率与回潮率控制方面，也有了改进。在上海还探索过用双槽、分浆、分烘技术在棉纱上浆时同时进行纱线染色。穿经方面，在大批量稳定品种，采用了结经机，可利用“了机”余纱连综筘与新的织轴上的纱由机器自动对应接结。在织机上织格子布的工厂，采用了多梭箱自动纬纱换色的织机。

　　在织坯整理方面，配备了验布机、刮布台、压光机、叠布机、打印机、成包机等，可以依次对织坯检验定等、刮布压光、叠布印商标、打包，成为成品入库，以供销售，或供印染。

　　造纸

　　1919至1949年，中国的造纸业有了新的发展。其中 1919至1937年是机器造纸业发展较快的时期，兴建了数十个机器造纸厂，已能生产各种品类的纸张，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则为中国造纸业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影响，中国的机器造纸厂或倒闭或西迁，而同时洋纸的进口也大受限制。虽然这期间在西南地区新建了9家机器造纸厂，但是，其生产能力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在这种形势下，无论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传统的手工造纸业均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机会。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东北地区和台湾省接收了日本侵略者遗留下来的一批规模较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但由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以及内战爆发，造纸业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一）造纸业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机器造纸工业中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工厂，总计在抗战前夕，全国（东北除外）共有机器造纸厂32个，资本合计为1340.02万元，年生产能力共为65447吨，在当时纸张消费总量中只占10％左右，比重还是比较小的。

　　这一时期造纸业的特点是出现了一批用稻草生产纸板的造纸厂。最早的一家是1920 年成立的江苏省苏州的华盛造纸厂，用多烘缸圆网造纸机生产黄板纸（俗称马粪纸），全年产量为4500吨。以后又出现了浙江杭州的武林造纸厂（1921 年）、天津的振华造纸厂（1923年）、苏州的华章造纸厂（1924年）和上海的竟成造纸厂（1924年）四家专业生产黄板纸的造纸厂。由于我国的机器造纸工业自诞生以来，先后成立的12家造纸厂都是生产薄纸的，这些板纸厂的出现填补了纸张品种中的空白，适应了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并打破了过去国内黄板纸市场几乎由日本独占的局面。

　　1930年，上海勤业文具公司在浙江省桐庐县的桐君山麓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生产誊写蜡纸原纸的手工纸厂，用国产雁皮生产出抄造技术难度大的薄型皮纸——誊写蜡纸原纸，弥补了国内手工纸产品的空白，也有力地抵制了日本产品的垄断。

　　1936年浙江省嘉兴的民丰造纸厂依靠本国技术专家的力量，试制成功生产工艺复杂的卷烟盘纸，在市场上取代了外国的进口货，并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专利。

　　以上所述我国造纸工业的成就均反映出在这个时期我国造纸工业的技术水平已有了显著的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地区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造纸厂开始西迁。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后，四川省一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由于抗战前四川只有嘉乐造纸厂一家，纸张供不应求。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机器造纸工业有所发展，总共建设了9家新的造纸厂。其中1937年开始由上海辗转内迁至四川省重庆猫儿石的原龙章造纸厂建成投产，厂名为中央造纸厂，年产机制纸能力为1200吨，工人470余人，是当时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该厂为现在重庆造纸厂的前身。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进口纸张的来源濒于断绝，形成了各地纸张奇缺的局面。在此形势下，手工造纸业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在抗战后方国民党统治地区尤为显著。许多原来生产迷信纸等粗纸为大宗的手工造纸业纷纷改产文化用纸，并在纸浆中加入松香胶来适应钢笔书写和两面印刷的需要，称为“改良纸”或“土报纸”，其色泽和质量虽较差，但在当时填补了纸张的短缺，适应了战时的需要。

　　1941至1942年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先生因战时宣纸供应困难，曾两次亲自到四川著名手工纸产地夹江县指导槽户在原有漂白竹纸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配入少量漂白麻浆，成功地制造出仿宣纸，即现在有名的“大千书画纸”。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解决因国民党封锁带来的用纸困难，也组织了手工纸的生产。1939年在陕北延安县甘谷驿由李双全等人组织成立了振华造纸厂，利用当地出产的马兰草为原料生产可供书写和印刷用的“马兰纸”，这是根据地内最早成立的一家造纸厂。

　　1942年5月，为解决中共南方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需要的印刷用纸，在四川省华莹山下的广安县古桥乡丁家坪建设手工造纸厂，定名为中心纸厂，共有职工400余人。

　　1942年在苏北阜宁县徐家油坊创办了手工抄造钞票纸的盐阜造纸厂，以桑皮为原料并掺配少量羊毛，抄造出具有良好防伪性能的钞票纸，曾用以印制“抗币”，在根据地内流通使用。

　　1945年中共苏中行署在江苏省宝应县射阳湖区李家沟建立了苏中造纸厂，利用当地麦秸为原料生产出耐水性好、拉力强、纸面带有布纹、不易伪造的钞票纸，印成的钞票在华中和山东敌后根据地内流通使用。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我国东北和台湾以掠夺我国造纸原料资源为目的兴建的一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从1918年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东北地区达到年生产纸浆能力9万吨与纸张能力13万吨左右。其中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三省掠夺东北的森林、芦苇、大豆秆等资源建设的纸浆厂（包括人造丝浆厂）共有8个，造纸厂共有34个，国人创办的造纸厂有17个。这批接收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中的一部分属大型企业，具有当时比较先进的技术，如吉林汪清的东洋木浆株式会社即今石岘造纸厂的前身，以生产亚硫酸钙法化学木浆和新闻纸为主；吉林开山屯的东满人造丝木浆株式会社，即今开山屯化学纤维浆厂的前身；辽宁营口的康德苇浆株式会社，即令营口造纸厂的前身；辽宁锦州纸浆株式会社即今锦州造纸厂的前身。以上两个苇浆造纸厂以生产亚硫酸镁法苇浆和印刷纸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一系列的恢复改造工作后，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现代造纸工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祖国宝岛台湾省自1895年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统治长达50年之久，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得到光复。在日本侵占台湾期间，日本人利用当地的甘蔗渣、木材等资源兴建的各种规模的造纸厂总计约20家，产量最高的1941年曾生产纸浆31600吨，纸23550吨。这批纸浆厂和造纸厂也为后来台湾发展现代化造纸工业奠定了初步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内战爆发，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美国纸张大量倾销，各造纸厂一般生产均不正常，开工不足，产量下降。民族资本的机器造纸工业在这一时期只是挣扎图存，到全国解放前夕，已处于瘫痪状态。

　　（二）造纸技术及科教的发展

　　1919至1937年，我国到日本和欧美学习西方造纸技术的留学生相继回国，开始在我国造纸生产技术、科研、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留日造纸专家方汉城撰写的《造纸概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较全面介绍机制纸生产技术的专著。

　　1929年上海江南制纸公司的留法造纸专家陈彭年在江苏镇江高资镇附近的增课洲，利用当地出产的芦苇制成纸浆运往上海造纸，获得当时国民政府工商部的专利和免税五年的奖励。

　　这是国内最早自营原料基地的制浆工厂。

　　1931年在德国学习造纸的留学生发起成立中国造纸研究会，同年移回国内，并约集留学英、美、日等国的学友以及在国内从事造纸技术工作者参加，扩大组织，将研究会改名为中国造纸协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造纸学术团体。

　　1933年留德造纸专家钱子宁等在苏州浒墅关，开办中元造纸试验所，以造纸试验为主，兼生产各种新型薄纸；同时广招全国各省学员，教授制浆造纸技能。该所既是小型机器造纸厂，又集科研、教育于一体，培养机器造纸人才，在全国属首创。该所生产的蚕种纸取代了进口产品，满足了当时江浙一带养蚕业的需要。

　　抗日战争期间，国内大批的造纸专家云集四川，对推动后方造纸工业的技术进步创建了许多重要的业绩，并培养出一批技术骨干，为我国造纸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开办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在四川乐山创建，该校设有造纸科，学制3年，招收高中毕业生，是中国最早的设有造纸专业的高等学校，教师中许多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造纸技术专家。该校培养的造纸技术专业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成为全国各地的造纸技术骨干。

　　抗日战争初期，由南京内迁重庆的中央工业试验所分出来的纤维实验室，在留德造纸专家张永惠博士的主持下对我国29种造纸原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为充分利用国产纤维原料，发展中国造纸工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经常为造纸界所引用。

　　1945年在四川宜宾新建的中国造纸厂，在留美造纸专家金瀚的主持下成功地利用当地的马尾松木材为原料生产出机械木浆和化学木浆，供制造新闻纸和牛皮纸之用，年产各种纸1500吨。这是我国最早大量利用马尾松木材制浆造纸的厂家。该厂即为现在的我国十大新闻纸厂之一的宜宾造纸厂的前身。

　　印刷

　　一、1919至1937年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崛起

　　自1919到1937年抗战前夕，经过国人数十年之努力，中国近代印刷业在工艺技术、设备器材、科研教育、印刷出版诸方面，都得到长足进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和势头。

　　（一）中国传统印刷业的更替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国革新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以铅印、石印以至照相平印为业的印刷机构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原有从事传统的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印刷机构也先后改用新传入的近代印刷术。中国的传统印刷逐渐让位于铅与火，退出了中心舞台。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印刷，尤其是雕版印刷，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自有其西方近代印刷术难以比拟的特长和优点。因此，即使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之时，传统的雕版印刷仍在应用中。尤其是佛教经典和木版年画的刻印，迄今仍在进行。被北京荣宝斋称作木版水印的饾版印刷，更以近现代印刷无法取代、几可乱真的高超技艺，在现代印刷百花园中依然独放异彩，为世人所称颂。

　　（二）印刷学术团体的创建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与出版事业的发展

　　1.上海——中国近代印刷中心地位的形成。

　　民国初年，包括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有影响的近代印刷企业在内的、全国80％的新型印刷企业都设于上海，足见上海在全国印刷行业的中心地位业已形成。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图书出版的90％、报刊出版的80％，均出自上海。上海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方面，发挥着历史性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印刷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在当时的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业的先进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振兴中国的印刷工业，呕心沥血，艰苦创业，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他们发起成立印刷学术团体，开办印刷技术学校，研究新的印刷机械和技术，在推动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可贵的贡献。

　　1933年5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印刷学术团体——“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光裕里58号成立。最初，根据学会章程，设立了由五至七人组成的“全体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下设总务、教育、研究三个系。次年12月改设理事会，由郁仲华（主席）、唐镜元（副主席）、糜文溶（书记）、柳溥庆（会计）、沈莲芳5人组成。共有会员26人。理事会下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柳溥庆任主任，委员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励吾和顾秋水。

　　中国印刷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印刷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国印刷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和技术交流诸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历史新时期。

　　3.印刷科研工作的开展及成果。

　　远在中国印刷学会成立之前，国人已对西方传入的近代印刷技术进行研究、吸收和利用。例如：1900 年，上海文明书局的赵鸿雪先生根据西文图书资料介绍的照相制版法，成功地进行了照相铜锌版的研制；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研制珂罗版印刷又获得成功并付诸实施；1933年，柳溥庆在上海三一印刷厂采用平凹版制版工艺，成功地印制了《美术生活画报》，更于1936年采用四色平凹版新工艺，印制了《中国印刷》第一期插图。插图画面层次丰富、网点光洁，至今仍色彩鲜艳，为中国三十年代印刷水平之实物见证。

　　1935年，柳溥庆、陈宏阁研究中文照相排字机获得成功。1935年9月29日的上海《申报》和1936年第一期《中国印刷》对此作了类似的报道。上海《申报》在“留法学生柳溥庆发明照相排字机”大字标题下报道云：“近国人美术照相制版专家柳溥庆君，费数年之心血，应用照相原理设计制造排字机。其构造极为精巧，所占地位仅一小间，即能排制各种大小字号之文字，且备有隶体字及其他美术体之字模，可以排印各种书报杂志。闻该机现已制成，正向实业部请求专利。”据图样分析，柳氏研制的这台照相排字机，与五十年代开始生产使用的第一代手动式照相排字机原理相同，结构相似。在三十年代社会、技术条件下能研制出这样水平的照相排字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因发生在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时期而未能付诸应用。

　　4.印刷教育事业的开端。

　　历史上，中国在印刷技术的传授和继承方面，一向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直到本世纪初方有学校教育之出现。1904 年清朝军咨府所属京师测绘学堂开设制版印刷班，为中国以学校进行印刷教育之开端。中国印刷学会成立后，有计划地加强了印刷学校教育。计有1933年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李石曾先生创办的上海图书学校以及上海斯高学校，苏州美术专科学校，镇江中华三育研究所印刷部，上海中国美术制版印刷函授学校等。以上海图书学校为例，该校以“即工即学生产自给”为宗旨，设图书、出版、印制、组织四科，补习、训练二班。其中印制科设有印刷工场，名为“工读印制社”，下分印制、排字、浇铸、制模四股。印制科的学生修业三年，设中文排字、西文排字、铅印、石印、铸字、浇胶、浇版、装订、制版、铁工等课程。

　　5.印刷书刊的出版。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版贺圣鼐、赖彦予著《近代中国印刷术》和印刷专业杂志数种。其中：

　　《近代中国印刷术》详细介绍了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情况，它的出版，为后人了解和研究近代印刷的发展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出版印刷杂志，计有《中华印刷》、《中国印刷》、《艺文印刷月刊》、《神州印刷》四种。其中：《中华印刷》创刊于1935 年，高元宰主编；《中国印刷》创刊于1936年，系中国印刷学会主编之季刊；《艺文印刷月刊》1937年创刊，刘龙光主编；《神州印刷》仅见于《艺文印刷月刊》之收购书名广告，未见实物流传。这四种印刷专业杂志，以《艺文印刷月刊》影响最大、发行最久，共出版25期。内容多为介绍国内外印刷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以及国内外印刷发展情况。

　　中国印刷学术团体的创立和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专业书刊的出版等印刷事业中新兴领域的肇始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民族印刷业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中国印刷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印刷设备器材工业的萌芽和发展

　　近代印刷采用机械设备和相应器材进行生产，离不开印刷设备及器材工业的支持和配合。早期的印刷设备、器材，均由国外进口。后来随着中国近代印刷工业的崛起，国人自办的由维修、仿制到自行设计和制造近代印刷机械设备的机器制造厂和造纸、制墨等相关企业应运而生并得到初步的发展。1895年，中国第一家印刷机械厂——李涌昌机器厂在上海创立。随后，公义昌机器厂、贻来牟铁工厂等七家印刷机器厂相继建立。这八家印刷机器厂建厂初期均以印刷机修理为主要业务。辛亥革命后，上海、北京、青岛、广州、长沙、长春等地纷纷建立印刷机器厂。这些印刷机器厂除修配印刷机外，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圆盘机、切纸机、照相机等当时亟需的印刷机械设备，为中国印刷机器制造业之先驱。此后，除魏聚成、顺昌、姚公记、明精等一些规模较大的印刷机器厂陆续创建外，商务印书馆等大型出版印刷企业也自建印刷机械修配和生产机构。其中商务印书馆自1903年起即开始生产石印机、铅印机、铸字机等多种印刷机械设备，到1926年，已扩建成有相当规模的华东机器制造厂。

　　（四）近代印刷工艺技术的演进

　　近代印刷术虽来自欧美，但其由印刷数十个字母组成的西文转向印刷数以万计的中文，为我所用，则非国人参与不可，故其在中国有着一个吸收、演进过程。即使在传入初期西方传教士对中文活字的研制中，也同样离不开国人的参与和配合。1807年马礼逊来华雇人刻中文字模，受雇者自然是中国人。1832年前石印术传入中国，这手书中文上版者，也必是中国人。此后，无论凸版印刷、平版印刷，还是凹版印刷，在其传入、发展进程中，国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譬如：

　　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乃倩字学家，将姜氏排字架悉心厘正，……从此排印报章时文困难减矣”。1922年，张菊生先生从排字架、铅字分类法和铅字检查法三者同时入手革新，又创新式排字架。

　　1909年，商务印书馆创制二号楷书铅字，由徐锡祥镌刻字模。1916年，钱塘丁氏仿宋代精刻欧体活字，倡制“聚珍仿宋活字”。1918年，海陵韩佑子先生创制“仿古活字”。

　　1925年，王宠佑先生创制华文排铸机。

　　1902年，赵鸿雪先生研制铜锌版制版法，历时数月而告成。同年，又试制珂罗版，亦告成功。

　　1888年，元和王肇鋐在日本习得雕刻铜凹版之法，并著有《铜刻小记》详记之。

　　1935年，柳溥庆先生费数年心血，研制成功手动照相排字机。

　　从以上数例，可见国人在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与发展中作为之一斑。正如贺圣鼐先生在《近代中国印刷术》一书的“结论”中所说的：“综观此过去数十年吾国印刷术，诚不可谓之无进步。历年派人至东西各国学习考察，同时不惜巨金，延选高等印刷技师，教授艺徒，故数十年间，印刷人才辈出，凡外国印刷之能事，国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术之精者，直可与外来技师抗衡。”

　　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印刷业的破坏和摧残

　　1937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给正在崛起中的中国近代印刷业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使崛起并高速发展着的近代印刷业迅即从停滞走向衰退。

　　日寇的铁蹄踏向哪里，哪里的印刷企业则不明不白地为日人所据有，不少设备器材甚至工人被劫往日本。剩下来的，要么为日人占有，要么被迫停业。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家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没有逃脱这一悲惨的命运。不少从上海等大城市向大后方转移的印刷设备器材，在转移途中被日军飞机炸毁。譬如，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运往重庆的印刷设备就被日寇的飞机炸沉在洞庭湖中。

　　对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印刷业，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方面加以记述。

　　（一）国统区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印刷工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先后为日军侵占。这些城市的印刷企业遂向内地转移。转移后最集中的地方是重庆和桂林。

　　重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文化、出版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为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创办了一些新的印刷厂，并由上海、武汉等地迁来很多印刷厂，出版了《新华日报》、《全民抗战》等多种报刊和书籍。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前，重庆计有印刷所、店500多家。原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均在此设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心印书局，有资金700万元；职工人数最多的是中央印制厂的重庆印刷厂，有1500多人。

　　桂林地处边陲，交通落后，战前印刷业十分落后。抗战爆发，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出版印刷企业撤退到桂林，加上文化名人云集，使桂林印刷厂、出版社、书店林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计有包括生活书店、新华日报、三户图书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等著名出版社和书店在内的出版企业220余家；包括三户印刷厂、秦记西南印刷厂、广西印刷厂等著名印刷厂在内的印刷厂100多家。拥有对开印刷机50余台，四开印刷机60余台，设备先进，技术进步。为抗战时期全国出版印刷业集中地之一。被誉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城”。

　　除重庆、桂林外，四川的成都、云南的昆明、贵州的贵阳，以及广西的南宁、湖南的邵阳和衡阳、江西的赣州等一些边远城市的印刷业也相对集中，但规模远逊于重庆和桂林。

　　（二）解放区的印刷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许多印刷厂。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随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了中央印刷厂（1937）、八路军印刷厂（1938）、光华印刷厂，并在绥德建立了抗敌印刷厂。此后，在其他根据地陆续建立印刷厂多处。基本情况是：晋察冀边区建有晋察冀日报印刷厂、冀中新华印刷厂、冀中导报印刷厂等；晋绥抗日根据地建有吕梁印刷厂、晋西美术工厂、太岳日报印刷厂等；山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大众日报印刷厂、泰山时报印刷厂、渤海书局等；华中抗日根据地建有新四军皖南军部印刷所、拂晓报印刷厂、淮北印钞厂、七七报印刷厂、鄂豫地区建设银行印钞厂、中原印刷厂等；浙东抗日根据地建有四明山战斗报印刷所；江苏抗日根据地建有江南印刷厂、东进报印刷所、苏南报印刷所、茅山地委印刷所、前进报印刷所、苏中报印刷所、苏北印刷厂等。

　　（三）沦陷区的印刷业

　　在沦陷区，出于侵略的需要，日军到处建立由汉奸支撑的伪政权，并组建由日人经营的出版印刷机构，以便在新闻出版文教宣传诸方面加强控制，为侵华战争和最终灭亡中国服务。譬如：

　　日人控制下的东北伪满时期，重要刊物多达100多种，报纸约40家，负责人多是日本人，文字多用日文、满文。在中国办报刊，不用中文而用日文，狼子亡我之心，昭然若揭。与之相比，国人私人资本印刷业则日益萧条和萎缩。

　　1939年，日本在北平建立了华北沦陷后的最大的新民印书馆，从侵华日军中挑选懂得印刷的日本人担任各部门负责人，职工多达2000人。到1940年，日人在北平开办的印刷厂已多达29家。与此同时，中国人开办的印刷厂则日渐衰落。就连一度兴盛的京华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的北平印刷厂），在日本友利洋行控制下，也难以继续经营，职工仅剩40人左右。

　　全国印刷中心上海，抗战前印刷厂已多达近千家。设备齐全，技术先进。抗日战争爆发，不少印刷厂向大后方迁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称作“孤岛”的租界，还保留一些印刷厂。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被抢劫一空，不少印刷厂被查封，报社印刷厂则为日军掠占，改印日伪报纸。上海印刷业每况愈下，处在萧条中。

　　在沦陷区，一方面是中国印刷业遭受严重破坏而致萧条；而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却大力发展自己控制的印刷厂。如北平日伪政权主持的《新民报》印刷厂，于1938年从日本购进一台84英寸高速轮转机，为各报社设备最新者，这些厂在设备、技术相对先进条件下，为日伪印刷侵略中国所需的教科书、报刊和宣传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印刷业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出版印刷企业纷纷回迁，上海再次成为中国出版印刷业中心。

　　上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各类印刷厂近千家；沦陷后陡减至约200 家；抗战胜利后，大批厂家回迁。据1946年《上海市年鉴》载：“胜利后，内地出版社迁沪者多至数十家，加上本市原有出版家之努力，发行单行本数，据今夏统计已有4000余种，数量在50万册。”这一年，出版各种报纸数十种，杂志430种；造纸厂34家；铅印厂316家，彩印厂107家。可见抗战胜利后的恢复是相当迅速的。北平、南京、天津等其他以往印刷业较发达的城市，情况相同，不再赘述。

　　遗憾的是，不久，国民党又挑起内战。解放战争期间，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国统区的印刷业于抗战胜利后出现的繁荣和生机逐渐消失，而解放区的印刷业却呈现出一片生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委派许多干部到东北、华北等解放区开辟工作，重新调整、组建了许多印刷厂。例如：

　　1946年4月成立江海印刷公司，下属江海导报印刷厂、韬奋印刷厂、东台民报印刷厂三个厂。11月，又将江海导报、韬奋二厂改组成苏中韬奋印刷厂。1947年10月，苏中韬奋印刷厂又与盐阜印刷厂、黄海印刷厂合并调整为华中日报印刷厂、华中新华书店印刷厂、华中指挥部政治部印刷厂。

　　1946年起，在东北建有佳木斯印刷厂、东安印刷厂、东北日报印刷厂、东北铁路印刷厂、哈尔滨新华印刷厂等多家印刷厂。

　　1947年，鲁中印钞厂并入渤海印钞厂，1948年迁至济南，改称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印制局。

　　1948年，山东新华书店成立印刷部，下辖9个印刷厂。同年，建立中南新华书店（建有规模较大的印刷厂）。该店1949年迁至武汉，改称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下辖12个印刷厂。

　　其中，与解放后印刷业发展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抗战胜利后各地区新华书店的组建。当时，各解放区统一设立了集中编、印、发的新华书店，各地新华书店下都设有印刷厂。这些新华书店的建立，也为解放后印刷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