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农业与农民

　　封建经济的衰落

　　清王朝发展到乾嘉时期，已经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明末社会经济的衰退和混乱，得到一定的恢复和稳定。但是历史发展到清朝，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是极其衰朽，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的要求。而原先处于落后状态的满族统治阶级，它的经济和财政措施，又是力图巩固这个衰朽不堪的经济基础。在这种条件下，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劳动人民，仍然承受沉重的封建剥削。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阻碍。整个社会经济，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

　　这时的世界上，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先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它们企图把中国当作原始积累的场所。作为抵制和防范的手段，清王朝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和管理。与此同时，存在于中国民间和友邻国家的经济往来，在清王朝禁海政策的限制下，也不能不因之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农民的身上。农业生产、地权分配、租佃关系和农业雇佣关系，这是土地和农民状况的四个重要方面。

　　清初至嘉庆约二百年间的农业生产，在耕地面积、农田耕作和农作物等方面都有一些变化。其中有的变动较大，如耕地的恢复、农田水利的增进以及某些农作物的推广等；有的变动很小，甚至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如农具的使用、耕作的技术等等。整个看来，农业生产方面的变动是不显著的。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一个发展迟缓的状态。

　　这二百年中地权的分配，有一个先是土地集中部分地趋于缓和后又全面地再度集中的过程。而在土地集中的过程中，官僚和商人对土地的兼并表现得相当突出。

　　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清王朝，在土地制度上，依旧保留着人身依附相当严重的租佃关系。这不仅出现在随着清王朝而来的旗地制度和明王朝遗留下来的佃仆制度中，而且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于一般民田。数以亿计的佃农，除了沉重的纳租义务以外，还负担着各式各样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枷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出现的农业雇佣进入清代以后，在数量上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某些地区，特别是经济作物地区，出现了一些雇工较多的富农，他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接近于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关系。但是，这种经营形式，在整个农业中，比重很小。绝大部分农业雇工和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依然保存浓厚的封建性质。

　　（一）农业生产

　　一、耕 地

　　清朝建立初期，面临着土地荒芜、农业残破的局面。在和明王朝作战及其以后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清朝军队对人民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对土地进行了严重的破坏。 鈥溡换е�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鈥潱�几于随处可见。（《世祖实录》卷十三）这种局面，对清王朝的统治，也是不利的。因此，当清王朝的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以后，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生产。而对当时大量荒废土地的开垦，便成为当务之急。

　　关于开垦荒地的法令，从顺治元年（一六四四）起，便陆续颁行，而以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四月的一道鈥溭椭尖�潱�规定较为详尽。它要求各道、府、州、县官对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由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方议征收钱粮。

　　这个鈥溭椭尖�澲校�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招徕开垦的人，必须编入保甲。只有在编入保甲以后，才鈥湼�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鈥潯Ｈ绻�开垦土地的流民，未经赴官报明，没有编入保甲，那么开垦就变成 鈥湹粮�鈥潱�不但得不到鈥溣雷嘉�业鈥澋挠⌒胖凑眨�而且还得按耕地鈥溡荒兑韵麦兹�十，每五亩加一等鈥澲巫铩Ｕ饩退得髑逋醭�招垦荒地，恢复生产，其着眼点在于巩固封建社会秩序。如果因开垦而使封建社会秩序受到不利的影响，这时开垦便转变成为禁垦。广东的垦荒情况，就是一个例证。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那里抛荒的地亩数以万计，地方督抚一方面叫喊鈥湵�垦之数无几鈥潱�一方面却又把已经入山开垦，种植麻靛的穷民从山里赶出来，仅仅因为他们在开垦之先没有报官，编入保甲。

　　第二，开垦之田，在一定期限以后，需要缴纳田赋。这个期限最初定为六年，不久因筹措军费，缩短为三年。到了康熙初期，又由三年改为六年，中期又改为三年。改动的频繁，表明清王朝的垦荒还包含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意义。

　　对新垦土地征收田赋，在当时的统治阶级中，就有广泛的议论。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安徽巡抚涂国相说：垦荒所需人力工本，数倍于耕种熟田，定限三年起科，即使岁岁成熟，犹不能补偿所费工本，如果碰上水旱灾伤，那就不但鈥溕�息全无，反有剜肉医疮之困鈥潯Ｖ绷チ槭僦�县陆陇其根据直隶垦荒的情形，对六年起科，也提出否定的意见。他说：北方地土瘠薄，荒熟不常。常常是在六年起科之时，所垦之地，已枯如石田、荡如波涛，而所报之粮，一定而不可动。所以小民视开垦为畏途，宁听其荒芜而莫之顾。从这里可以看出，清王朝之所以改动频繁，也反映垦荒农民对起科的不胜负担。

　　对垦荒的农民，清王朝也有一些扶助的措施。支借耕牛、种籽，就是比较重要的一项。在这方面，从顺治以迄康熙、雍正，历朝都有不同的具体规定。有的是支给实物，有的是折支现金；有的按亩计算，有的按人支给。不管怎样规定，如果认真执行，对缺本的垦荒农民，总是有些好处的。然而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成为病民的手段。顺治时，已经有人指出：牛、种未发之先，即有衙役之需索；发给之时，又有奸役猾胥之侵扣；既发之后，复有纷至沓来之催征。康熙时报垦是鈥湶峒�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拮据以应诛求鈥潯Ｓ赫�时由于州县以至督抚，层层需索，以致鈥溈鸦闹�费，浮于买价鈥潯Ｒ虼耍�一遇旱涝，官家牛、种的催索，逼得农民不得不再度逃亡。所谓鈥準级�开荒，藉此牛、种，继而复荒，亦因此牛、种鈥潯�

　　但是，清王朝统治者对垦荒的成果却竭力加以鼓吹。他们说，康熙时期，已经是鈥湹匚奁�土鈥潱磺�隆时期，鈥湻灿锌筛�之地，耕种已无不遍鈥潯Ｔ诠俜椒⒈淼母�地统计中，从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到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一百零五年间，耕地面积由五百五十万顷扩大到七百八十万顷，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些省区，增加特别显著，如四川省，由一万二千顷扩大到四十六万顷，增加了三十七倍。

　　在农民辛勤开垦之下，清初所面临的土地荒芜的局面，在康熙至乾隆这一段时期内，是有所改变的，耕地面积有所恢复和增加。但是，对于开垦的实际成效，不能过高估计。乾隆帝自己就承认：报垦田亩，鈥湺嘤形词担�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地方有司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鈥潯Ｕ庵窒窒螅�事实上早已存在。雍正时期，广西报垦数万亩，鈥溒涫刀嘞敌槲掴�潯：幽媳�垦地亩，鈥溣榷嗖皇碘�潯Ｋ拇ㄔ蛞哉闪垦谑涡楸ǎ�鈥湺嗑褪焯镌黾忧�粮鈥潯Ｒ遭�準焯锕�口之余鈥潱�鈥湶贡�垦无着之数鈥潱�是那些虚报垦荒的地方官瞒上欺下的惯用手法。

　　因此，对垦荒的成果，必须有恰如其分的估计，清代初期的耕地面积，虽然有所恢复和扩大，但所谓鈥湻灿锌筛�之地，耕种已无不遍鈥潱�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在所谓 鈥溈登�盛世鈥澥逼冢�鈥溤谡�个国家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最肥沃的土地，处于荒芜的状态鈥潯Ｖ劣谠谇饔谒ヂ涞募巍⒌懒匠�，人们所看到的是：鈥溞矶嗫梢愿�种的土地，无人过问鈥潱�沿海一带的土地，有的地方鈥溁奈卟幻�，到了极点鈥潯６�在对垦荒大事宣扬的河南，一个拥有五十三万亩耕地的县份里，荒地竟达四十万亩以上。

　　二、农田耕作

　　农田耕作，有三个重要的方面：一、农业生产工具；二、农田水利；三、耕作的集约和粗放。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改进。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乾隆时期编制的《授时通考》中，所列的农具，与十四世纪初期王祯的《农书》所载的农具，基本上是一样的。《农书》所列的七十七项农具中，只有一项不见于《授时通考》，而后者所列的农具，无一超越《农书》的范围。即使如此，农具中的某些改进，仍然是可能发生的。例如，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个别地区曾经出现铁刃农具的锋利和耐用程度有所提高的记载。但是，总的看来，有清一代，农具的构造，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多少变化。这说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

　　在农业生产中，耕与种是两个主要环节。因此，犁与耧，一向是农业上的主要生产工具。铁犁牛耕，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开始使用，而耧车播种，在汉代也已发明。然而，到了清代，广大的农家，却很少有这些主要的农具。西北和西南普遍存在原始的耦耕方法。华北有些地方鈥溙镆爸械母�犁结构非常粗糙原始，犁尖是用木头做的，根本不能进入多深的土地鈥潯＞褪窃谂┮当冉戏⒋锏慕�南，那里的农民，不少是鈥湴阉�的妻子轭在犁上当牛使用鈥潯Ｔ诠愦蟮钠杜┲校�十户未必有一条耕畜和一付耕犁。康熙年间，山东登州农民很少一家备有一犋耕犁，鈥溓蠲裼兄寥�、四家合一犋（拉一犁的畜力）者鈥潯Ｇ�隆年间，拥有四十万农户的云南，全省牛马，不过六、七万匹，而用之于运输的有二、三万，用于耕作的不过四万上下，平均十户农民，才摊到一匹牲畜。事实上，能够像登州农民那样三、四家轮流使用一犋耕犁的，还是比较幸运的人。那些人数最多的贫农，手中往往只有一把锄头，耕也靠它，种也靠它。而他们中间的最贫苦者，甚至连锄头也要向地主租赁。

　　耧车播种，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也一直没有普及。在华北，只有部分地区使用耧车，大部分地区用手撒种。广大的西北，耧车几乎不为人知。在甘肃秦安，一直到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农民才第一次看到耧车。而这具耧车的出现，据说是由于一个比较关心鈥溍耨⑩�澋南毓俚奶岢�。

　　在封建社会中，真正关心鈥溍耨⑩�澋牡胤焦偈遣欢嗉�的。即使有一、两个，也不能改变农业生产的整个局面。康熙年间，直隶肃宁一个县官曾经致力于水车的改进，据说他曾亲自动手，有时甚至鈥湷嘧闾镏锈�潱�进行指导。乾隆年间，山东日照一个县官也曾鈥溄堂窈颖撸�扎筒车取水灌溉鈥潯５�是成效怎样，却不见记述。即使有些成就，恐怕也只限于较小的范围内。从全国来看，不但华北的农田灌溉十分落后，就是在水利条件比较优越的江南，一直到乾隆时期，很多地方还只有所谓鈥湴倌吨�家鈥潱�才能鈥溣门ｌ嫠�鈥潱�一般农户是无力置备的。相反，以利民之名行害民之实的例子，却是数见不鲜的。打井原是一件好事，然而雍正年间，陕西开井，却以徒具形式，鈥溿萄肿汤垅�潱�以至当时与河南垦荒并列为农业两大祸害。

　　清王朝比较注意农田水利，从康熙以至雍、乾，修治黄河、运河，曾保持很大的声势。但愈到后来，就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哪一朝，都谈不上真正关心农田水利。康熙、乾隆时期，动员很大人力修治黄河、运河，主要是为了保证漕粮的运输，牺牲民田以保漕，在康熙时期已经是数见不鲜的事。山东运河鈥溔�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鈥潱�自称鈥準用袢缟蒜�澋目滴酰�为保证漕运，便下令地方官，不许鈥溍窦浣厮�灌田鈥潱�以致一遇天旱，鈥溇∑呤�二泉源，涓滴不易灌溉鈥潱簧杂兴�涝，则鈥溁泛�诸州县，尽成泽国鈥潯＞」苋绱耍�这一时期既然对运河和其它河流作了一点修治，就多少减轻了自然灾害的程度。这和嘉庆以后完全置水利设施于不顾，农田损失和农业灾害日趋严重的情况，还是有所区别的。这可见于以下事例：

　　一、直隶京畿地区，在康熙、雍正年间，曾经两次建闸开渠，濬流圩岸，进行规模较大的营田活动。第一次发动于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当时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以南，开辟围田，招徕闽浙之人，垦水田二万余亩。据说当时这里鈥湷奠嬷�声相闻鈥潱�鈥溔撕盼�小江南鈥潯５�是，在蓝理离开以后，田土也就无人经理，圩坍河淤，不数年又鈥湻衔�荒壤鈥潯Ａ硪淮畏⒍�于雍正四年（一七二六），由怡亲王允祥亲自主持。他在京畿附近三十六州县分立营田四局，开垦水田六十多万亩，鈥溎冀�浙老农导之耕种鈥潯Ａ侥曛�间，鈥�■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鈥潯Ｈ欢�允祥一死，司局者无所称禀，遂至鈥溁亩�不治鈥潯Ｆ浜笄�隆四年（一七三九）和十六年（一七五一）又修复过两次，但也没有恢复到雍正时期的规模。嘉庆六年（一八○一）以后，渐次淤积。

　　二、太湖地区为苏南水系宣泄之区，关系苏、松、嘉、湖的农田水利，有清代粮仓之称，清王朝为了保证漕粮的供应，对这个地区的水利，一直比较重视。康、雍、乾三朝，用之于苏州地区水利工程的公款，达到八十四万两，费用之殷，仅次黄、淮、运。其中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江苏巡抚庄有恭对太湖的疏浚，历时两年，用款二十二万两，规模较大。经过这次疏浚，凡湖滩草荡，悉令铲除，湖流入海故道有泄水桥门七十二，苏南各县蒙受其利。但是到了嘉庆以后，水利工程便寥寥不数见。此后，滩鈥湶萋�纵横鈥潱�鈥溰�芦弥望鈥潯Ｆ呤�二泄水桥门，尽皆淤废。

　　三、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纵横，绝大部分是富庶的稻米之乡，和太湖水系联在一起，同为清朝的财赋重地。由于接近海岸，这里经常受潮汐影响，潮来挟泥沙而上，潮去沙停，河流最易淤塞。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工科给事中胡之俊就提出疏濬吴淞江和浏河的主张。康熙十年（一六七一），江苏巡抚马祐正式开濬这两条河流，动用了漕粮折款十四万两。使苏、松、嘉、常、湖、杭六郡在水旱之时，鈥湶恢麓罄р�潯Ｇ�隆时期，对一些淤塞河流，也进行过疏导，川沙境内的长浜和白莲泾，都是在这时先后疏濬的。但是，到了嘉庆以后，便也无人过问。

　　四、鄱阳湖地区也是一个水稻高产地区，有鈥溄�右谷仓鈥澲�誉。江西省垣四周二百里内，是产米的一个中心。但是，由于湖堤长期失修，嘉庆以后，鈥溄员诹⒉荒苡�涨鈥潯４拥拦馐�年（一八三○）起，竟连续六年失收。从前是鈥溍穸岷�以为田鈥潱�现在则鈥満�夺民以为鱼鈥潯Ｖ铝钍≡�四周二百里内，流亡过半，鈥溄�右变腴为瘠鈥潯�

　　总起来说，清代农田水利，并不胜过前朝。而且愈往后愈趋衰败。从大量的地方志中可以看出：清代兴修的水利设施，在数量上还不及明朝。在全国范围内，十八世纪的康熙、雍正、乾隆，反不及十六世纪的正德、嘉靖、万历。而嘉庆以降整个十九世纪的水利设施，则连十八世纪的一半也没有达到。

　　最后，关于耕作的集约和粗放。总的情况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表现为少数的集约耕作与普遍的、广泛的粗放耕作，同时存在。

　　集约耕作，主要集中在经济作物的耕地上。在整个清代，一个壮年农民一年劳动所能耕种的水田，一般在十亩左右，所谓鈥溩撤蛞欢。�治田十亩鈥潯？墒牵�经营菜圃，一人常年劳动，仅能种田两亩，还需要一个辅助劳动力。普通鈥溨蔚厥�亩，须粪不过千钱鈥潱�而菜圃一亩，得花粪钱两千。这种情形并不限于菜圃。山东济宁的烟田，每亩所需的肥料和人工，相当一般旱田的四倍。四川内江蔗田的经营，鈥溮兆使ぶ担�十倍平农鈥潯Ｆ渌�经济作物，亦多类此。

　　在粮食作物中，也有实行集约耕作的地方。华南一岁三熟的稻田，便是集约耕作的一个典型。这种田的耕作程序是：每年农历九月晚稻收割后，十月犁田种麦，次年三月或四月收获大麦或小麦，皆随手急治田，先期犁田、耙田各一次，必极熟，用粪一次，躐地椎平田面一次，以待插秧。四月上旬、中旬之间，插早稻秧，一丛相去七寸，中容晚稻之隙。早稻插秧十余日放田水，耘一次、粪一次，乃种晚稻。其秧插入早稻之间，过半月又耘一次。五月、六月之间，早稻收获。四、五日后，锄稻槁，推草泥以壅晚稻。立秋后，处暑前，再耘一次、粪一次。白露后，又耘一次。秋分晚稻开始扬花。又一月近霜降，于是放水干泥，以待全熟。这就是说，为了

　　收获两稻一麦，一块土地一年之中，得耕两次，耘六次，施肥四次。

　　江苏的芋田，也是集约耕作的一个样板。每种芋一株，须先掘地深达三尺，壅以熟粪，每区三尺，种芋一株，而鈥溡荒吨�收，五倍常田鈥潯�

　　可以断言，像华南稻田、江苏芋田这样的精耕细作，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广的。对于江苏的区田，当时的人就说种者不多，原因是鈥湽ち�

　　甚费鈥潯８＝ǖ娜�熟田，十亩之中，只有三亩，其所以鈥溛�之者稀鈥潱�也是由于鈥湽け旧苑砚�潯Ｆ渌�地区，亦莫不如此。

　　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耕作的状况基本上是粗放的。中原地区的河南，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余亩，鈥溋ι⒐け♀�潯；�北小麦重要产区的山东，十足年成亩产也不超过一石。在广大的西北地区，流行的是广种薄收，鈥溔艘郧昙柒�潯６�北许多地方耕种无恒，岁易其地。而且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播种以后，辄去不复顾，既不加粪溉，亦不加耕耨。到秋收的时候，草莠杂获。

　　在耕作粗放的条件下，弃耕固然表示生产力的式微，开垦也往往构成生产力的破坏。在江西武宁山区，乾隆年间，由于垦殖的粗放，沃土无存，山形骨立，大雨时行，溪流堙淤，非多年休耕不能下种。而汉水上游山区，由于玉蜀黍的粗放种植，造成严重的森林破坏和水土流失，曾经是十九世纪初期长江水灾频率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至一些地方官不得不禁止玉蜀黍在山区的种植。

　　三、农作物

　　清代，农作物的种植，有不同程度的改进。有些经济作物和高产的粮食作物，得到一定的推广。其中高产的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甘薯和玉蜀黍，经济作物则主要是烟草、棉花、甘蔗和蚕桑。

　　在三项高产粮食作物中，水稻是中国南方各省的主要粮食作物。根据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国水稻种植区域，大抵沿陕西渭水以南至河南南部、安徽、江苏北部一线。在此线以北，一般不种水稻。明清以后，水稻在北方的种植，开始有所推广。上述康、雍时期水稻在京畿地区的引进，便是一例。除此以外，水稻在山东、河南的种植，也得到试验和推广。山东有些州县，在康熙时期就曾试行开渠艺稻；河南在乾隆初期，也有将旱田改种水稻的试验。清王朝并且规定：凡愿将旱田改为水田者，不增钱粮，以示鼓励。

　　在推广水稻种植区域的同时，对优良品种的推广，也受到一些水稻产区的地方当局的注意。湖南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广西在十九世纪初期，都有不少地方官提倡早熟双季稻。十八世纪初期，改良品种的虎皮糯，在陕西、云南、福建，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十九世纪初期，江苏巡抚林则徐曾经介绍湖北的一种早熟水稻于苏北，以适应那里的气候条件。一些州县地方官也有类似的活动。如乾隆初年四川达州知州陈庆门鈥湽汉档局郑�导民树艺鈥潱�以适应鈥溇郴吠蛏剑�岁常苦旱鈥澋淖匀换肪场Ｋ�有这些活动，无疑是有益于农业生产的。

　　至于甘薯和玉蜀黍这两项高产作物，在明朝中期，已开始由国外引进，最初试种于福建、广东，万历以后，有所扩大。而它们的普遍推广，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玉蜀黍在乾隆时期，由福建传至江苏、安徽，又由两江传至川、陕、云、贵等地，到了道光时期，已成为云、贵两省的主要粮食作物。甘薯也是在乾隆年间由福建传播于山东、陕西，其后又传至河南、直隶，不久即遍行各省。和玉蜀黍同样成为农民的一项主要粮食作物。

　　在四项主要经济作物中，烟草种植的推广，范围比较普遍。十八世纪中，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在西北的陕西、甘肃，大片的粮食作物地区，改种烟草。十八世纪后期，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十九世纪初期，福建某些地区的烟草种植，达到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以至百分之七十。种烟之利，倍于百蔬，而三倍于五谷。

　　棉花和甘蔗的种植，也有所推广。棉花的推广，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康熙时期，华北植棉，已经相当普遍。乾隆时期，直隶宁津种棉者几半县。中期以后，直隶中部，已有十之七、八的农户兼种棉花。山东清平县，在乾隆后期，棉田所占耕地面积，超过豆田、麦田的总和。同一时期，苏北海门、南通等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甘蔗的推广，以台湾为最显著。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间，有人说：这里鈥溇伤曛终幔�已三倍于往昔；今岁种蔗，竟十倍于旧年鈥潯Ｕ庋�的发展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蚕桑的种植，历来是封建官府鈥溔芭┾�澋囊幌钪饕�活动。清王朝入关以前，对蚕桑事业就开始注意。天命元年（一六一六），把养蚕缫丝和种棉织布并列为国家的两项主要措施。入关以后，蚕桑事业，有若干推广的迹象。乾隆一朝，出现了相当多的以提倡蚕桑而著称的地方官吏。他们取得的成绩，并不相同，但蚕桑事业有所推广，是可以肯定的。

　　有些作物，在某些地区有所推广，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往往虚盈互见。以棉花为例，闽广和关陕，是棉花传入中国后首得植棉之利的两个地区。然而在清朝，这里的棉花生产，却出现萧条的迹象。广东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种棉花，不足以供本省之用，必须仰赖江南乃至湖北。福建则鈥溍藁ň�少出产，购自江浙，价尚加倍鈥潯８仕嗲匕玻�到乾隆初年才开始试种棉花，而西部的兰阜，则一直到道光年间才得到一个亲眼看到吐鲁番棉花大量入关的县官，鈥溄堂癫ブ肘�潯�

　　某些作物的迅速推广，并不足以反映农业的繁荣。甘薯和玉蜀黍的推广，说明广大贫苦农民在日益加深的封建剥削下，借助这两种适于粗放耕作而又高产的作物，维持半饥饿的生活。聚集在鈥溕钌嚼狭衷灾职�谷鈥澋奈薜嘏┟竦拇罅砍鱿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一点上，玉蜀黍的推广，不但不足以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反而是农民贫困的一个反映。

　　（二）地权分配

　　一、地权分配的趋势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绝大部分土地始终集中在封建地主阶级手中，由地主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自耕农所占的土地，只是耕地的一小部分。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时刻，这时的地权分配发生有利于自耕农或小土地所有者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出现在一次农民斗争的风暴之中。清王朝初期的地权分配，在某些地区中，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明朝末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在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以后，就转变为以抗清为主的民族斗争。这一次席卷全国的大起义，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它不仅推翻了明王朝，而且也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长期斗争中，豪绅地主阶级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之中，许多人被赶出霸占的土地。另一方面，在清军镇压抗清军民的过程中，无论城镇和乡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因此，在战争比较剧烈和历时较久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鈥溁耐龅啬垛�潱�而在农民起义的地区，胜利的农民就成为这些荒亡地亩的新的主人。李来亨领导的农民军鈥湻志荽ê�间，耕田自给鈥潯＝�入安徽英山的农民军鈥溩柘罩痔铮�为持久计鈥潯＝�西瑞金的农民，提出鈥湴讼缇�佃鈥澋目诤牛�把地主土地的三分之一，归佃农为业。山东诸城、日照一带，在明末农民起义军影响之下，出现一系列的群众夺地斗争，逃亡地主所存田产，鈥溝の�二县小民瓜占鈥潯Ｖ劣诿鞒�贵族的封地和庄田，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更多地为农民所占有。河南南阳一带的贵族庄田，在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鈥溇阋颜纪赈�潱簧轿鞔笸�的贵族庄窝，在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已被农民分占。可见，农民获得土地，地主丧失土地，首先是农民斗争的结果。

　　清朝统治初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为了从农民那里攫取更多的产品，在土地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形式上有利于农民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招垦政策，将无主的荒地招民开垦，作为己业。其次是建立更名田，把明朝一部分藩王的土地，归原来的佃种人垦种，鈥溣朊裉镆惶澹�给民为业鈥潯Ｕ饬较钫�策被认为是帮助农民获取土地，有利于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重要措施。

　　关于招垦政策，前面曾经提到。那里主要是从恢复农业生产的角度说明招垦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现在再来看一看它在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一方面所发生的作用。

　　在招垦条例中，不但规定开垦民田，鈥溝染∫抵麾�潱�有主荒地，鈥溔粤钤�主开垦鈥潱�而且还规定已垦之田，鈥溔粲兄鳎�给还原主起科鈥潯Ｕ饩褪撬担�不但在条例颁布之后，农民所开垦的土地，必须证明是无主荒地，而且在条例颁布之前，已经开垦并归农民所有的土地，也必须证明是无主荒地。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农民才在法律上获得他所开垦的土地的所有权。不然，农民即使投入再多的劳动，即使土地实际上早已归他所有，只要一旦有所谓鈥溤�主鈥澇鱿郑�他的土地所有权，就立即化为乌有。

　　在这些规定约束之下，有些农民有可能保持他所开垦的一点土地。但是，就这些条例的主要方面而言，它显然是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有利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和巧取豪夺。这一点，清王朝的统治阶级也并不否认。康熙帝就说过：鈥溛奕顺兄种�荒地，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鈥澓懦仆菩锌�垦最力的河南巡抚田文镜，也不得不承认鈥溚缟鹆咏螅�奸徒恶棍，希图现成，霸占熟地。当报垦之时，并不声言，及至垦熟，即出而争执鈥潯Ｅ┟窨鸦模�地主夺熟，农民对开垦的荒地的所有权，是得不到真正的保障的。

　　清王朝的招垦办法，在字面上也有扶植小农的一面。如前述官借垦户牛、种，似乎是对垦荒的贫苦农民，进行帮助和鼓励。但是执行的结果，却与此背道而弛。贫苦农民不但享受不到官贷牛、种的实惠，而且还要承受官府的需索诛求。

　　真正从招垦中得到好处的，是那些具有工本的所谓鈥溡笫等嘶р�潯Ｋ�们左手向官府认领土地，右手便分给招来的垦户耕种，坐收地租。或鈥湽愎推度蒜�潱�变成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所抄档，地丁题本（9）、山东（四））他们认领土地，不但不受限制，而且认领愈多，愈加受到奖赏。认领一百顷以上的人，甚至有当上县太爷的希望。不用说，这是产生官僚地主的绝好温床。在这种形势之下，那些原来独自开垦了一些耕地的贫苦农民，也因畏惧差徭，往往鈥溄枭瘃票�垦，自居佃户鈥潯Ｊ虑榉⒄沟秸庖徊剑�农民已经不是获得土地，而是丧失原来所垦土地的所有权，重受封建剥削。

　　由藩产而来的更名田，一共不足二十万顷，其中有一部分在明末农民大起义期间，已归农民所有。即使如此，变藩产为民田，如果贯彻执行，自然也是一项有利于自耕农的措施。但是，清王朝把一部分朱明的藩产划归原耕农民所有时，名义上虽为无偿，实际上却要田价。康熙帝说：土地既征额赋，再要田价，是鈥溨匚�民累鈥潱�表示只能征赋，不能再要田价，但事实并非如此。康熙四十一年（一七○二），山东某地一块三顷多一点的更名田，不但在鈥湼�民垦种鈥澋牡诙�年就征收额赋，而且每亩要价五两。十分明显，即使鈥溍竦靡愿�名田为己业鈥潱�这每亩五两银子的要价，也不是一般无地穷民所能付得出的。因此，由藩产而来的更名田，最后又往往落入地主手中。所谓鈥湼�名地粮花户，半归劣手鈥潱�证明它至少有一部分被地主霸占，农民所得是很有限的。

　　由此可见，所谓清王朝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措施，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清王朝统治初期，某些地区地权的集中，可能有所缓和，那是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打击的结果。整个说来，地权的集中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土地兼并，仍然在不断地进行。与土地兼并有密切联系的地价变动，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江南苏松一带，顺治初年，良田一亩，值银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乾隆初年，田价继续增长，但一直到乾隆中期，仍不过七、八两。到了乾隆末年，竟长至五十余两，三十年中上涨了六、七倍。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南一地。湖南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中，地价上升了三至四倍；浙江绍兴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六十年中，地价上升了三倍；四川成都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六十年中，地价上升了六至七倍；福建永安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初，二十年中，地价上升了一倍。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地价的上升，幅度巨大，范围普遍，所反映的，正是土地兼并的激烈和广泛。

　　和地价上涨同时出现的，是土地买卖频率的增加。乾隆时人钱咏说：在田地买卖转手上，从前是鈥湴倌晏锏刈�三家鈥潱�而在他生活的时期，则鈥準�年之间已易数主鈥潯Ｇ�咏所说，未必十分准确，但这种现象之所以能引起他的注意，说明土地买卖的频率，一定有相当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加速了土地集中的过程。

　　地价上升，反映土地兼并激烈。地价下落，又给土地兼并提供机会。清初叶梦珠在谈到康熙初年，流离初复，江南田价下落之时说道：鈥溣行闹�家乘机广收，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鈥澱摺４诱饫锟梢郧宄�地看出，地价下落，给豪绅地主以贱价收买土地的机会，助长了土地兼并。

　　下面以江南地区的无锡、常熟等地和华北地区的直隶获鹿为例，说明清代土地集中的程度。

　　江南地区的图甲，一般按户数编制。在一个地区之内，各图甲的户数大致相等，而土地面积，却很悬殊。康熙年间，无锡每甲田亩有多至千余亩的，有的则仅数十亩。从康熙到乾隆，各图之间以及图以下各庄（甲）之间的土地，又发生剧烈的变动。常熟、昭文两县，在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时，每图田亩，有的多至万亩，有的仅只千亩。武阳丰西乡某图，其中芥字号共有田一千二百亩，原分十庄，轮流充役，可以设想，最初十庄田亩，应该大致相等，否则不会轮流充役。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各庄土地就已发生激烈变化，有的庄集中了大量土地，有的庄只余田数十亩乃至数亩。

　　不但土地向少数图甲集中，而且一图一甲的土地，又向少数地主手中集中。康熙四十年（一七○一）间，在一个由一百一十户、占田三千二百三十亩所构成的某甲中，占有土地者二十三户，只占全体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一，无地农民八十七户，占全体户数的百分之七十九。在占有地亩的二十三户中，有十三户只占地六十八亩，而其余十户占地三千一百六十二亩。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十的户口，占有将近百分之九十八的耕地。

　　十八世纪前期直隶获鹿九十一甲的土地占有统计，占户口总数百分之四十六点二的贫苦农户，只有耕地的百分之三点四，而占耕地百分之三十五点四的地主，却只占户口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二。

　　就这两个统计而言，直隶获鹿的土地集中程度，似乎要小一些，小土地所有者占有一定的比重。而江南地区的土地，似乎更加集中。究竟何者有较大的代表性，由于全国的情况，缺乏这样具体的材料，无从下准确的判断。但从以下两段引文中，可以得到一些消息：康熙帝在四十三年（一七○四）巡行七省以后说道：鈥溙锬抖喙殓粕鸷栏恢�家，鈥︹�υ技菩∶裼泻阋嫡撸�十之三、四耳。鈥澱饩褪撬担�全国农业生产者之中，十之六、七是赤贫的佃户。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湖南巡抚杨锡绂说：鈥溄�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鈥澰�来直接生产者中间的十之三、四鈥溣泻阋碘�澲�人，到了乾隆时期，也逐渐失去了土地，成为鈥湹韪�之户鈥潯�

　　二、地权分配的特点

　　清代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较前朝有所缩小，官僚、缙绅对土地的兼并，则有所增加。而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则成为相当突出的现象。

　　清王朝入关以后，曾将朱明的一部分贵族庄田改为更名田，这是把皇庄转化为民田的一项措施。清王朝初期虽然在京畿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圈地，建立了大量的皇庄旗地，但后来也逐渐向民田转化。因此相对明代而言，勋戚贵族的领地庄田，实际上有所缩小。但皇亲贵族以外的官僚缙绅，还是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地主阶级的实力，还有所发展，至少看不出有任何削弱的迹象。

　　清代官僚占有大量土地的事实，反映在当时许多官方记载中。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的一个奏章中说道：鈥溄裰�督抚司道等官，盖造房屋，置买田园，鈥︹�λ�在多有，不可胜责。鈥澢�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的一道鈥溭椭尖�澲兴档溃汗倭赔�湺嘤谕馊嗡街貌�业，以为后日安详地步鈥潯Ｕ馑得鞔涌滴醯角�隆，官僚兼并土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乾隆初期，有人奏请限田，最多以三千亩为限，可见那时有田在三十顷以上的，已经为数很多。这个建议并未见诸实行，它本身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其中必然有来自那些拥地在三千亩以上的官僚地主方面的阻力。

　　事实上，在清朝大官僚中，占地只在三千亩的水平上的，还被人们看作是不治家产的鈥満霉兮�潯？滴跏贝笱�士张英，在安徽桐城原籍置田千亩，被认为是鈥満�素鈥澲�家。乾隆时期，被皇帝称为鈥準敌陌焓骡�澋闹绷プ芏嚼钗溃�在原籍江苏砀山有田四万多亩。一般是占田几十万亩，才算符合大官僚的身份。康熙时期的大官僚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人，田连数县，产及万金，这些所谓鈥準苛智坛�鈥澋墓倭牛�都是盘剥民膏的好手。乾隆时期的和珅，不但自有田产八十万亩，连他的家奴，占有田亩也以万计。

　　官僚兼并土地的进程，也是惊人的。高士奇原来是一个鈥溍俟莺�口之穷儒鈥潱�进入官场以后，很快成为鈥準�百万之富翁鈥潯４蠊倭潘镉裢ィ�原来家产鈥溄黾爸腥蒜�潱�做了一任总督以后，就在原籍山东的济宁、鱼台、金乡、曲阜等州县大量兼并土地，迅速成为有田三万余亩的大地主。一个官阶仅至按察使的中等官僚李象鹍，宦游二十年，地产就增加了六、七倍。

　　官僚之所以能迅速兼并大量土地，并不单纯依靠他的禄俸。清代官僚的正俸，是相当低的。一个一、二品大员，年俸只有一百多两。雍正时期，在正俸之外，又加上所谓养廉，但平均计算，养廉也不过相当正俸的六倍，而且也不能完全保证。显然，单靠正俸和养廉，是不可能满足官僚对土地的巨大欲望的。官僚之所以能集中大量的土地，主要是依靠官僚的特权地位，贪污纳贿，巧取豪夺。

　　在封建社会中，官场历来是贪污纳贿之所。正俸收入是可以计算的，贪污纳贿收入，则无法加以计算。清代，一个巡抚，年俸不过一百余两，而一个巡抚衙门，每年收受下属的规礼，在贵州为一万余两，在山东则达十一万余两。如果说，平均计算，养廉相当正俸的六倍，那么，单是规礼一项，就相当正俸的九十三倍。至于规礼以外的非法收入，更是倍蓰于此。

　　封建官僚还依仗他的特权地位，对土地进行巧取豪夺。官僚兼并的土地，往往在他的任所。康熙时期做过江宁巡抚的慕天颜、余国栋，一个是甘肃人，一个是湖北人，却都在任所的江苏拥有大量土地。乾隆时期，常有鈥湽樘镏�愿鈥澋纳蕉�巡抚陈世倌，乃以浙人鈥湺�私置产兖州鈥潯？梢钥隙ǎ�这些土地的取得，更多地是利用官僚地位，巧取豪夺的结果。

　　与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相联系的，是祠田、义庄的大量出现。祠田、义庄名义上是一姓一族的族田，实际上掌握在本族的大地主亦即官僚绅士地主的手中。这种大地主所有制形式的土地，虽然在元、明以前就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清代，则有显著的发展。康熙时期，不少地主以鈥溨靡逄镡�澋男问剑�掩盖他们霸占大量土地的罪恶。雍正、乾隆以后，义庄之设，已经鈥溒仗煜骡�潯Ｇ逋醭�对官僚地主的这些花招，也多方加以保护和鼓励。别的土地可以因种种原因而被没收，唯独义田不在没收之列，从而官僚地主把持的这一部分土地，享有清王朝特别给予的权利。

　　清代地权分配的另一特点是：商人兼并土地的活动突出地引人注目。

　　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和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密切的联系。在鈥溣型了褂胁柒�澋闹泄�封建社会中，商业资本和土地有着内在的固有联系。如果说，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政治的权力，那么，商人兼并土地，则主要依靠经济的权力。

　　明代以前，商业资本即早已存在。但到清代，才显得十分活跃，货币经济才有比较广泛的活动场所。当政治权力在土地的兼并上发挥主导的作用时，商业资本向土地的转移，就缺乏必要的保障，从而缺乏相应的推动力。明朝人谢肇浙说：鈥溄�南大贾，强半无田。鈥澊蠹侄�无田，这说明当时在土地的兼并上，贵族、官僚、缙绅这一类特权地主，仍然处于垄断的地位。

　　清王朝统治时期，贵族、官僚、缙绅，仍然是特权地主。但是，他们的特权地位，视明代已有所削弱，商人的势力，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扩大而有所增长。山西的票商，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福建的海商以及安徽的徽州商人，江苏的洞庭商人等等，都已形成资本以万计的商人集团。这些大商人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土地进行大量的兼并。在乾隆时期，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乾隆五年（一七四○），兵科给事中胡定说：鈥溄�日富商巨贾，挟其重资，多买田地，或数十顷，或数百顷。鈥︹�γ克晁�入盈千万石。鈥澢�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也说：山西鈥溁朐础⒂艽味�县，向系富商大贾，不事田产鈥潱�今则鈥湺嘀猛恋剽�潯Ｇ�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河南巡抚毕沅则说：鈥溤ナ×�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鈥潱�而鈥溕轿鞯却Ω换В�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鈥潯Ｕ饫锏母换В�指的也是富商大贾。这三个人的话，当然不能证明这些富商大贾在乾隆时期才开始兼并土地，但是，乾隆时期，这种兼并土地的活动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以致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

　　商人兼并土地，就其数量而言，似乎不及官僚。但是他们却十分活跃，他们手中的资金，有较大的流动性，哪里出现兼并土地的机会，他们就会闻风而至。许多史料反映：山西商人远至河南兼并土地，徽州商人到苏北购买土地，广东商人到广西购买土地，鈥︹�ΑＴ谏蕉�、山西等十三省中，都存在鈥溡员艘孛袢酥寐虼艘氐啬垛�澋拇罅渴率怠５ナ巧蕉�一省，就有六十一县之多。

　　由于商人资本有较大的流动性，兼并土地的商人，就能在农民遭受灾荒饥饿时，压价收买土地。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发生旱灾，聚集在扬州、汉口、徽州的盐商，就纷纷盘算鈥溤骄陈虿�鈥澮酝祭�。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前，直隶南部三十余县连年灾荒，外来商贾就鈥溊�其（指土地）价贱，广为收买鈥潯Ｉ鲜錾轿魃倘伺艿胶幽瞎郝蛲恋兀�也是利用对方的鈥溂�价准卖鈥潯：廖抟晌剩�这种兼并土地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灾难。

　　在商人兼并土地的过程中，高利贷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所谓鈥湷拼�者其息恒一岁而子为其母，故多并兼之家鈥潯＃ā肚宄�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李兆洛《风台县志路论食货》）。兼并土地的商人，或者在青黄不接，粮价高涨之时，贷粮折价于缺粮的农民，收取高利，剥削农民到破家荡产，然后鈥溦凼仗铩⒎库�潱�达到兼并农民土地的目的。或者接受农民典当土地，通过典当、找凑，到最后卖断，使高利贷发挥巨大的作用。上述在河南鈥溇俜爬�债，借此准折地亩鈥澋纳轿魃倘耍�就是通过高利贷兼并土地的典型。在福建农村的土地买卖中，存在着大量的典卖土地的事例。在江苏，甚至有一种鈥湹涠嘤谔镡�澋牡刂鳎�典当利息既是他的主要收入，又是他兼并土地的主要手段。

　　通过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并不限于商人。官僚地主乃至一般地主，也常常是敲剥农民的高利贷者。前面提到的大官僚高士奇、徐乾学以及和珅等人，都同时拥有不少当铺或银号。人们称鈥準看蠓蛐�囊中装而问舍求田，犹其上者鈥潱�而鈥湻耪�以权子母之利鈥潱�在鈥溣闳庀缜�鈥澐矫妫�则是鈥湹蹲断嗑衡�潯Ｕ饫锏乃�谓鈥準看蠓蜮�潱�不过是官僚地主的别号。虽然如此，在高利贷兼并土地的活动中，商人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种兼并的方式，给农民带来双重的苦难，是毫无疑问的。

　　（三）租佃关系

　　一、旗地和佃仆制中的主佃关系

　　旗地是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渡时期所特有的土地占有形式。包括皇庄在内的旗地，在清王朝入关以前，就已经通过战争和其他掠夺土地的方法，在辽东开始建立。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又在京畿地区，通过政治暴力，先后进行三次大规模的圈地。在清初全国五百五十万顷耕地中，旗地占十七万顷到二十万顷左右，约当全国耕地的三十分之一。

　　关于旗地的发展变化，前节已有论述（见本书第九册）。这里再就旗地的租佃关系，略作说明。

　　旗地上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被称为鈥溩扯♀�潰俚呐┡�。他们或者是战争中的俘虏，或者是被迫充当满洲贵族奴仆的劳动人民。在属于皇室私产的皇庄中，它的组织形式是：每十名壮丁为一庄，设庄头一人，领地七百二十亩，牛六至八头，并量给房屋、器皿、衣服、口粮和田种。各庄应交租额，由庄头负责承总。在顺治初年的盛京皇庄中，每庄一年纳粮三百六十仓石，此外，还要上交大量饲草、猪、鸭、鹅、蛋等物。单是饲草，一个头等粮庄，一年要交一万四千束，折价合粮二百八十仓石，几乎相当正粮的百分之八十。实物之外，还有各种繁重的劳役，既有临时的劳役，又有长年的劳役；既有庄田的生产劳役，又有地主的家内劳役，所有这些，无一不落在壮丁的身上。

　　编制在皇庄和一般旗地上的壮丁，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处于奴仆的地位。皇庄的壮丁，是皇室的世袭奴仆。一般旗地上的壮丁，则被称为鈥溚途悠煜录遗�鈥潱�也就是庄田地主的奴仆。清律中有关奴婢的律文，对他们统统有效。这些奴隶们，可以任意鞭打捶辱，可以转移赠送，甚至出卖，而且壮丁的买卖，和土地的买卖无关，他们不是随土地的出卖一同转让，而且作为主人的财产单独出卖。他们的身份，具有浓厚的奴隶色彩。他们没有人身的自由，没有脱籍的自由，甚至根本没有独立户藉，只能附属在主人户下。（《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他们虽然被分配到一些土地，但这些土地的典卖，鈥溝び杀局髯员汊�潱�壮丁无权出典出卖（《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六○）。

　　由此可见，皇庄和一般旗地上的壮丁，虽然有一点独立的经济，但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奴役，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同奴隶制下的奴隶所差无几。

　　从明王朝遗留下来的佃仆制，存在于安徽、河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以及云南、贵州等省的一些地区，而以安徽南部的徽州、宁国、池州，较为突出。

　　佃仆大抵都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这些被称为鈥溨种魈铩⒆≈魑荨⒃嶂魃解�澋氖老�奴仆，在佃仆关系建立之初，就要向地主出具两张文约：一张是佃种田亩、山场，交纳地租数量的鈥溩獾栉脑尖�潱灰徽旁蚴敲魅妨ナ艄叵怠⒈Ｖぷ铀镉涝斗�役的鈥溣χ魑脑尖�潯Ｋ�不但鈥溨种鞯剽�潯⑩�溩≈魑葩�潱�而且包括耕畜、农具、种籽以及口粮在内的全部鈥湽け锯�潱�也要向地主告贷。他耕种田地、山场，要自负盈亏，但却无权过问耕作的安排。山上种什么树，什么时候砍伐；地里种什么粮食，各种多少，都得听地主指挥监督。他在纳租之外，还得向地主服应各种劳役。地主家中遇有冠、婚、葬、祭，科贡选官，以及迁坟造宅，搭桥撑船，升旗竖匾，立碑建坊等等大事，佃仆都要到场服役。至于日常巡更守夜，看家护院，拨路扯草，作乐嚎丧等等，都是佃仆分内差使。鈥溡挥惺够剑�即赴听用鈥潱�鈥溣涝队Ω叮�不得抗拒鈥潯�

　　佃仆没有独立的人格。地主可以把佃仆一家随同土地、房屋出卖给任何人。佃仆可以把自己的儿女当给东家，作为借款之抵押。他没有自由的人身。只能居住在地主给予居住的地方，不能私自迁居。他的儿子，不能过房，不能卖与他姓。他的女儿，在向地主交纳若干银两，得到地主允许以前，不能出嫁。甚至他死了以后，他的妻子只能招赘夫婿来家，不能改嫁外出。总之，妻子儿女都不能自由脱离佃仆家庭。

　　佃仆对地主的人身隶属和地主对佃仆的人身支配，在法律上表现为严格的封建等级关系。佃仆在法律上和鈥溑�婢鈥澋牡匚幌嗟保�地主则和鈥溂页も�澋牡匚幌嗟取Ｋ持文昙洌�安徽的一个佃仆因击杀一个不法地主，被坐以凌迟处死，就是按照奴婢冒犯家长，加等治罪的刑律判处的。

　　旗地、皇庄上的壮丁和佃仆制下的佃仆，在全国数以亿计的佃农当中，究竟属于少数，这两种制度，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一个处于转化的过程中，一个处于没落的状态。

　　旗地本来是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产物。在清王朝征服全国以后，继续推行这种制度，必然会和汉族地区比较先进的经济状况不相适应而遇到强烈的反抗。大批土地被圈占的农民，失去了原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不迁徙流亡，便只有留在被圈的土地上，成为旗地上的壮丁，降为与农奴相等的地位。至于原有的过着非人生活的壮丁，更是无时无刻不在盼望脱离旗地，要求解除旗地对他们的束缚。因此，在旗地圈占的过程中，不但土地被圈占的农民进行激烈的反抗，而且旗地上的壮丁，也大批出走逃亡。尽管清王朝设下了许多惨无人道的禁例，逃亡的风暴，仍然席卷整个旗地。顺治中期，鈥溡荒曛�内，逃人至于数万鈥潱�造成旗地上劳动力的严重缺乏。与此同时，壮丁中也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壮丁，通过改进耕作，扩大副业等方式，增加收入。在上交额租之外，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财产。他们也要求解除壮丁的身份。采取的方式，则是典买旗地，鈥準晟砦�民鈥潯？滴跻院螅�所谓鈥溑�典旗地鈥澮咽�分普遍，在畿辅一般旗地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壮丁的逃亡或赎身，动摇了旗地剥削方式的基础。农奴式的耕作，事实上已经无法维持。资佃耕种，收取租息，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鈥溄寮移妥噬�鈥潱蛔�头招民佃种，逐渐取代了原来的鈥溓┎ψ扯。�立庄耕种鈥潯Ｕ飧龉�程，在皇庄的庄田中，至十八世纪中期，有显著的发展，而在一般旗地中，则早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封建租佃已经占居主导的地位。

　　至于佃仆制度，在有清一代，也处在没落的过程中。

　　佃仆制之所以产生，直接生产者之所以沦为佃仆，有的固然是迫于饥寒，有的则是迫于权势而投献投靠。在明末农民起义中，这些迫于饥寒和权势而沦为农奴地位的佃仆，大批地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争取自身的解放。一直到顺治年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受到镇压以后，佃仆的暴动，在有些地区，仍然没有停止。处在这种形势之下，清王朝不得不一度严禁鈥湹胤绞坪朗苋送断租�澲�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和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又两次禁止鈥溄�佃户随田转卖鈥潯５�是前一条例，对解放佃仆，并不发生直接的作用，而后一条例，只是不许将佃仆随田转卖，至未转卖而不随田，则未见禁止。显然，对于佃仆制的废止而言，这是很不彻底的。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清廷进一步规定：在佃仆之中，凡是鈥溎甏�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鈥潱�就不再具有佃仆的身份。但是鈥湶皇苤骷一垦�鈥潱�涵义模糊。因为种主之田，居主之屋，乃至葬主之山，三者居一，都可视为受田主豢养，所以这个法令，徒具空文。一直到嘉庆十四年（一八○九），清廷才正式明确： 鈥準榔兔�分统以现在是否服役为断鈥潱�鈥溔裟暝段钠跷蘅煽季荩�并非现在服役豢养者，虽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鈥潱�都一律鈥溈�豁为良鈥潱�不再具有佃仆身份。据说由于这一条规定，皖南一地佃仆之开豁者，一时达数万之多。（其后道光五年，又有同样的规定，见祝庆祺《刑案汇览路良贱相殴》。）事实上，佃仆之鈥湷龌р�澏氛�，在这一规定之前百年，便已不断发生。从现存有关史料中，可以看出：清代前期，佃仆自动离庄或抗拒应役的斗争，愈演愈烈。清王朝的法令，着眼点固然是在防止土地抛荒，保证封建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它也是现实斗争结果的反映。

　　二、一般民田中的主佃关系

　　清代民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民田中的租佃关系，亦即一般佃农和地主的关系，构成当时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

　　清王朝统治下的广大佃农，实质上仍然处于农奴的地位。他和上面所说的佃仆、壮丁，在很多方面，只有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佃农一般自有或部分自有土地以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享有所谓永佃权的佃农，在取得土地耕作权之前，必须有自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之外，还具有为取得租佃权而付出一定代价的能力。这和包括耕畜、农具、种籽，乃至住屋、口粮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要告贷于地主的佃仆比较，处境似乎有所改善。但是，在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的条件下，沉重的地租负担，不仅吞没了所有的剩余生产物，而且侵蚀到一部分的必要劳动，鈥溡灾吕投�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都严重地受到威胁鈥潯＜词乖谟赖柚频奶跫�下，一旦佃农交不足租额，地主就有权以欠额抵消佃农取得永佃的代价，以至收回土地，从而佃农的这一点鈥湺懒⑩�澋木�济，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在这种条件之下，佃农缺乏部分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便也成为经常的现象。有的是缺少生产资料，有的则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付阙如。康熙时期的山东单县，乾隆时期的河南汲县、鄢陵，嘉庆时期的安徽凤台，不少佃户，缺乏生产资料，使用的牛、种，皆仰给于业主。清初的山东日照，有些佃户耕作，鈥湶惶嘏＞摺⒎课萏镏鞒霭欤�正月以后，口粮、牛草，亦仰给焉鈥潯Ｇ�隆时期的直隶献县，地主对佃农不但鈥湼�之牛力，给之籽种鈥潱�而且鈥湸航柚�食鈥潯Ｔ诤幽下挂兀�有的地主对佃农鈥溇又�以舍鈥潱�有的鈥湷鲎蚜ｂ�潱�鈥湶⒈概３帝伙麾�潱�有的几乎全归地主供给，佃农仅只种植芸锄。这些都是佃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付阙如的事例。

　　丧失部分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佃农，处境就发生显著恶化。他们不但要付出更高的地租，而且在正租之外，还要为地主提供更多的附加地租或劳役。在河南的汲县和鄢陵，如果佃农自备牛具车辆，地租率一般是百分之五十，如果由地主提供，地租率就大大提高，夏季麦租达到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秋季杂粮租达到产量的百分之七十，而且柴草全归地主。在鹿邑，佃农自备牛、车、籽粒者，所获主佃各得一半；主出籽粒者，佃就只得十之四；主并备牛、车、刍秣者，佃仅得十之三。若仅为种植芸锄，则所得不过什二而已。

　　正租之外，地主还向佃农勒索各种各样的附加。在浙江、福建、广东濒海一带，正租之外，还有所谓鈥湺�牲鈥潱�亦即冬天向地主交纳的鸡豚牲畜。单是这一项附加，折价约当正租的百分之五。一项冬牲如此，其他附加可以概见。而所有附加之更多地落在向地主告贷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佃农身上，也是可以料想得到的。

　　民田佃户，也有各种劳役义务。既有生产劳役，也有家内劳役。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还保留着反映这种租佃关系的材料。乾隆时期的刑部档案中，可以看到佃户与地主之间鈥溡槎ㄗ龉さ肿忖�澋氖吕�，这说明劳役地租，在一般民田中，也没有完全消失。至于生产劳役以外之家内劳役，则更加普遍。所谓鈥湹杌�如奴仆，有事服役，不敢辞劳鈥潱�鈥溑┓蚴芷涮锒�耕之，役使如奴隶鈥澱庖焕嗉窃兀�充满了清王朝的文献。而役使的范围，也不比佃仆稍有逊色。江西有的地主规定，佃户要鈥溈垂茏笥仪昂箬锪种衲荆�答应婚姻喜庆人工柴薪鈥潯Ｔ诤�南，甚至在主佃隶属关系比较松弛的押租制下面，仍然往往是鈥溙镏骷一樯サ仁拢�常唤佃民扛轿役使，平时唤令帮工，几同什厮，稍有不合，辄行批颊辱詈鈥潯＝坏闷鹧鹤獾牡枧┥星胰绱耍�那些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方面还不能全部自给的佃农，他对地主服役的繁重，可以想见。

　　佃农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生产者，但是他在生产上的劳动时间，却不能完全由自己支配。这对于生产资料不能自给的佃农而言，尤其如此。在地主提供种籽、肥料、车辆、农具的条件下，生产的指挥权，实际上掌握在地主手中。地主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何时提供，必然会影响佃户对生产和劳动的安排。而在实行分租制的条件下，地主即使不提供生产资料，他对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也必然会加以指挥和控制。因为这时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他的收益。在河南、山东的许多地方，农田何时播种，何时收割，下种多少，施肥若干，中耕除草时间，锄地深度、遍数，佃户都须听命于地主，不得违反。有的地主在锄地季节，甚至每晚传齐佃户，将次日该锄地亩，登记地册，以便逐一遍查。有的出工本的地主，则进一步亲往鈥湺阶翕�潯Ｔ谡庋�严密的监督之下，佃农对地主的指挥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得有任何违反。乾隆年间，湖南东安县佃农袁世礼，仅仅因为田内未加粪草，就被地主夺佃。一次粪草，就使所谓独立地位化为乌有。

　　在实行额租制的主佃关系中，由于地租额固定不变，地主也就丧失其干预生产的条件。佃农的生产积极性一般地有所提高。从分租到额租，一般地说，是一个进步。但是具体到清代的中国，由分租到额租，并不代表租佃关系发展的主流。既有由分租到额租，又同时有由额租到分额。这种相向的变动，单从乾隆一朝有关主佃纠纷的档案材料中，就能得到充分的证实。因此，佃农的地位，从总的趋势看，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佃户不但在生产上要受到地主的指挥，而且他的人身，也免不了受地主的支配。

　　首先，地主掌握有管束佃户行动的行政管辖权。在明代，佃户和乐户、家奴一样，鈥準舴恐鳌⒌刂靼げ楣苁�鈥潯５杌С雒胖廖迨�里外，历时一日以上者，须向地主请假。到了清代，他们仍然要受地主管辖。在清王朝的保甲条例中，就规定田主对佃户要鈥溡惶寤�查约束鈥潯�

　　地主既然有权管束佃户，自然也有权处分佃户。鈥湹刂鞫耘┟裼兴媸贝蚵钌踔链λ乐�权鈥潱�这是不移的历史事实。康熙时期，浙江天台的豪绅地主，对欠租的佃农可以 鈥溝仆叨廾牛�拴妻缚子鈥潱�鈥溗�押私家，百般吊打鈥潯＝�苏崇明的一个地主，因逼租打死佃户，在地方官的庇护下，佃户家属不但控诉无效，反而坐了诬告罪。雍正时期，河南豪绅地主鈥溗街冒骞鳎�擅责佃户鈥潯Ｒ�占佃户妻女，司空见惯。乾隆时期，湖南安仁一个地主，诬赖佃户欠租，逼死一家五命。所有这些，都是在所谓 鈥溙�平盛世鈥澲谐鱿值氖虑椤�

　　清王朝对地主的这些非法行为，也曾在纸面上作过限制。雍正一朝，就曾接连不断地颁布过禁止地主殴打佃户的条例。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中央吏、刑两部刚议定了一个新的条例：规定鈥湶环ㄉ瘃扑街冒骞鳎�擅责佃户者，照违制律议处鈥潯Ｓ赫�十二年（一七三四），云南地方当局又发布了一项禁约：鈥湶恍硖镏髁枧暗杌В�混加扑责。鈥澋�是，这些条例，根本不能保护佃户免受凌虐。地主殴打佃户，往往借口后者鈥溚锨纷饪巍⑵勐�田主鈥潯６�新条例中虽然规定地主鈥溕迷鸬杌д撸�照违制律议处鈥潱�同时却又规定佃户鈥溚锨纷饪巍⑵勐�田主者，杖八十鈥潯Ｕ饩褪撬担�打还是要打的，不过改由官府来执行。这样规定才叫鈥溋⒎ü蟮闷淦解�潱�而对地主说来，只要田租到手，谁去打都是一样。至于云南的禁令，它不说明别的，只说明那个鈥湽蟮闷淦解�澋牧⒎ǎ�颁布了七年之后，仍然存在田主扑责佃户的事实。

　　和佃仆、壮丁比较，佃农的法律地位，有所提高。他的人身鈥溩杂赦�澤晕⒍嘁坏恪Ｋ�的行动，虽然还要受地主的管束，但是法律上已经没有明文剥夺他的迁徙自由。他不像皇庄中的壮丁，逃亡一次，要挨一百鞭子；也不像佃仆制下的世仆，要子子孙孙世代相承地鈥溇又魑荨⒃嶂魃解�潯Ｋ�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要轻一些。他有相对的独立人格，不像佃仆那样，可以随田出卖；也不像佃仆那样，把自己的子女当作抵押品去出当。他和地主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和纯粹奴仆身份的佃仆，又有所不同。如果说，佃仆和东家是鈥溋技�鈥澒叵担�那么他和地主就进到略高一筹的鈥溕俪も�澒叵怠５�是，所有这些法律地位的鈥溙岣哜�潱�在经济的枷锁面前，又常常化为乌有。地主固然没有权力随田转卖佃农，但是，当土地为封建地主阶级所垄断时，尽管佃农可以自由更换他的地主，却无法脱离地主的土地。法律上尽管没有规定随田买卖佃农，实际生活中，佃农附着于买来卖去的土地，子孙世袭承耕，乃是屡见不鲜的。地主固然没有典买佃农子女的法律依据，但是经济上的残酷剥削迫使佃农典卖子女，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佃户鈥溌裟绣髋�以偿租鈥潱�鈥滃髌蘼糇佣�弗顾鈥潱�在清代的文献中，是到处可见的。

　　和佃仆、壮丁比较，佃农的经济地位，也要独立一点。他多少自有一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有几间自用的住房，有几件自用的农具。但是所有这些，并不足以否定佃农身上的沉重负担。他即使有一点住房、农具，但一旦付不出地租，地主随时可以拆掉他的房屋，拿走他的动用家具。康熙时期，江苏吴江县的一个地主陈愚向他的佃户，同时又是他的叔父陈敬索租不得，当场拆掉陈敬的住屋，抢走所有什物。陈敬之妻，也就是地主的婶母奔呼阻拦，当场就被地主打死。浙江天台县的豪绅地主，每于年终，差遣悍仆、家奴，分头四出，逼取租债，往往举佃户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至掀瓦掇门，撬砖去户。事实上，在很多场合下，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不等地主动手，自己就把鸡豚布帛，送上门去。

　　应该看到，在清代的农业租佃中，也有一些表明封建关系松弛的变化。例如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永佃制，在清代有所发展。在永佃制之下，佃农取得了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他在农业经营上的独立性和对地主的依附性，都有所改善和减轻。但是，在清代前期，这种佃权，并不是稳固的。夺佃的威胁，是随时存在的。只要佃户一旦交不出地租，永佃就会成为泡影。这种情形，在雍正乃至乾隆时期，仍然大量存在。在乾隆一朝有关土地债务的刑科档案中，就有不少反映雍、乾两朝夺佃的事例。有的用顶耕银取得永佃权的佃农，被地主将顶耕银两抵租，收回田产；有的地主出卖土地，连佃户取得永佃权的田根一起鈥湶⑼题�潯�

　　由此可见，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广大农民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鈥準导噬匣故桥┡�鈥潯Ｇ宄�以前的封建社会是这样，处于封建末期的清王朝，仍然是这样。

　　（四）农业雇佣

　　一、农业雇佣的数量

　　农业雇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很早就已出现。在明代，不少地区的农村，已有长工、短工和忙工的名目。进入清代以后，农业雇佣有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清代农业雇佣的数量问题，需要说明的有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短工集市的普遍出现，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农业雇佣的规模和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等几个方面。

　　一、农业雇佣的普遍程度和增长趋势。在现存的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农业雇工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的选样统计，至少在乾隆年间，农业雇工已经遍及当时的二十一个行省。有些省份（如河南）绝大部分的州县，都有农业雇工的记载。有些省份（如福建），到处都有农业雇工，以至在保甲和户籍册上，专有鈥湽凸も�澮焕福�以资识别。这些情况，可以说明到乾隆时，农业雇工已经相当普遍。至于农业雇工的增长趋势，上述档案材料也提供了一些例证。在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七百○八件农业雇工的选样统计中，属于雍正朝的不过十二件，而属于乾隆、嘉庆两朝的，则分别为二百五十九件和四百三十七件。农业雇佣增长趋势，也是相当显著的。

　　二、短工集市的出现。农业中的短工集市，至少在乾隆时期，已经在东北、山东、山西、河北、河南、安徽、广东等省出现。东北的鈥湽し蚴锈�潯⒑幽系拟�溔耸锈�潯⑸蕉�的鈥湽凸ぷ逾�潱�安徽的鈥湸蚨题�潱�都是短工集市或集市上短工的别称。此外，山西阳高、广东钦州、新会等州县，都有关于雇工市的记载（明清档案馆，刑科题本）。这些短工集市，经常出现于农忙季节，受雇的短工，鈥溍康比粘鲋�时，皆荷锄立于集市，有田者见之即雇觅而去鈥潯�

　　短工集市的普遍出现，说明农业雇佣中，短工雇佣有较大的增长。在上述清代七百○八件农业雇工选样统计中，短工为数占一半以上，这说明在绝对数量上，短工居于优势。

　　三、农业雇工在地区间的流动。在清代有关农业雇工的档案中，还保存了大量的所谓鈥溈图�佣工鈥澋牟牧稀Ｕ庑┎牧戏从撑┮倒凸は蛳赝狻⑹⊥獾牧鞫�，在乾隆时期，已经是大量的、普遍的现象。仅从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至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这十年当中，就可看到：福建的农民受雇于陕西，湖南的农民受雇于云南，而山东、河南的农民，远至吉林、奉天。这种远距离的流动，有的出现较早，如山东农民向东北的流动；有的在以前的文献中，并不多见。至于邻近省份或邻近州县之间的流动，在清代以前，即已有发现，如江西南丰长工，雇于宁都，在明末时，每年不下数百。进入清代，这种短距离的流动更为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各地佣工经常出现循环流动的现象。山东佣工流向河南，河南佣工流向江苏，而江苏佣工又流向山东。造成这种循环流动的原因，已不能以一般的逃荒来解释，它必然带有专门外出寻找雇佣的因素在内。

　　四、农业雇佣的规模。清代的农业雇工在数量上虽然有一定的增长，但是，整个说来，农业雇佣的规模，一般是比较小的。大量的档案材料证明：农村中雇佣帮工的农户，一般每户都只雇佣一至两个雇工。雇佣规模比较大的，多半出现在经营经济作物的富农或经营地主的土地上。四川甘蔗产区，在乾隆时期，出现有雇工达十数人的租地富农。广东甘蔗产区合浦，在乾隆时期，也出现租地较多，雇工经营的富农。在山东产烟区中，雍正时期，出现过佣工数百人的大户。广西产烟区，乾隆时期，已经出现雇工一、二十人，种烟一两万株的专业经营。在安徽的产茶区，乾隆时期，出现过雇工达二十多人的茶圃。福建的产茶区，也出现了大规模的茶厂， 鈥溍砍Т笳甙儆嗳耍�小亦数十人鈥潱ā吨泄�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其中有些茶厂的雇主，实际上是兼营茶叶加工的作坊老板。在专业化的农业中，雇工经营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福建种植花生，广东栽种竹林、槟榔，福建、广东采摘荔枝、龙眼，都出现过雇工经营。上海种植蜜桃，甚至雇有专门捉虫的工人。不过，就全国范围而言，雇工一、二人的农户仍然占绝大多数。他们主要是与雇工鈥溡煌�力作鈥澋母辉Ｅ┟瘛�

　　五、农业雇工在人口中的比例。农业雇工虽然在数量上有一定的增长，但是它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总的说来还是很低的。明朝嘉靖时期，江苏、常熟每三十八人之中，大约有一名鈥湷Ｊ蔽�人赁作鈥澲�人。这个人如果可以算作农业雇工，那么农业雇工占人口的比例为三十八分之一，即不足百分之三。依据道光时期河南密县查点户口统计，全县共有雇工四，二五九名，当时密县全县编入保甲的户口共为一三○，七二二人。据此计算，雇工占全县人口的比例，是百分之三稍多一点。常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雇佣可能大大超过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密县是一个产煤的县份，上述雇工之中，可能有不少是煤窑雇工。因此，就全国而言，农业雇工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定远远低于百分之三，是极其微小的。

　　总括以上，对于清代农业雇佣，在量的方面，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雇工数量，特别是其中的短工数量，在此期间，有所增长。但雇佣的规模，除了少数经济作物地区以外，一般都比较小，农业雇佣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很低下。农业上的劳动者，仍然是以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佃农和自耕农为主力军。农业雇工，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担者而言，还是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

　　二、农业雇佣的性质

　　清代农业中，虽然有了相当数量的长工和短工，但是雇佣的性质，雇工与雇主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就雇工的大多数而言，仍然是封建主义的。这主要表现在雇主剥削的性质和雇工的人身隶属关系两个方面。

　　从剥削的性质看，清代的农业雇工中，长工所出卖的，无疑不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长工的绝大部分可以称得上是自由得一无所有的鈥溛薏�者鈥潱�但是，正是长工在雇佣期间，除了吃饭睡觉以外，全部时间，几乎都为雇主所占有，由雇主来支配。长工已经睡觉，雇主可以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长工正在吃饭，雇主可以要他把碗筷放下去。总之，一经雇佣，长工的整个时间，都受雇主支配。不仅如此，雇主通过长工的雇佣，甚至可以支配长工的全家劳动。也就是说，有的长工的工价，甚至包括了长工全家劳动的鈥湵ǔ赈�潯Ｇ�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河南唐河一个雇工的遭遇，就是例证。这个名叫吕魁元的长工，先是出雇于同邑的郑天禄家，工价每年二千五百文。后来吕魁元的妻子王氏带同幼子，也来郑家佣工，雇主并不给价，只是拨地五亩给王氏鈥湽艹�鈥潱�鈥湻质兆蚜＃�增作工价鈥潯Ｏ匀唬�王氏加上她幼子的劳动，只能为她的丈夫鈥溤鲎鞴ぜ垅�潱�她自己和她的幼子是无独立的工价可言的。而雇主郑天禄所增付的工价，又是在把王氏母子沦为他的佃户以后，用鈥湻质兆蚜ｂ�� 的办法，从封建的剥削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说，从一个长工的雇佣中，体现了双重的封建剥削关系。至于长工一家为雇主劳动，而他本人工价分文未见增加的，也是常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处于长工地位的长工家属，既未能为长工本人增补工价，而他们自己从雇主那里得到的，是鈥溨还芤率常�并无工钱鈥潯�

　　其次，关于短工，他在雇佣的自由程度上，比长工似乎要优越一些。他可以到短工集市上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自由选择出价最高的雇主。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生活的现实是：短工在农忙季节也许在人市中能找到相宜的雇主，然而，一过农忙，就往往变为失业者和流浪汉，在鈥溞衅蜮�潯⑩�溚档菱�潯⑩�溓澜兮�澲胁钩渥约旱囊率忱丛础Ｔ谇宕�刑部档案的审案记录中，大量出现鈥溣豆ざ热眨�先不为匪鈥澋墓┐恰？杉�这些为鈥湻蒜�澋娜耍�原来都是鈥溣豆ざ热这�澋亩坦ぁ５逼湮薰た捎叮�就有被迫为鈥湻蒜�澲�可能，这正好说明短工工价的低下，除了鈥湺热这�澮酝猓�别无储备。在清代的档案材料中所发现的乾隆、嘉庆时期的短工工价，每天不过十文上下，最低的一个月才一百三十文，平均每天不过几文，连一升米也买不到。而短工的劳动时间，则可以由雇主任意延长。平时如此，在农忙季节，尤其如此。

　　短工虽然可以比较自由地受雇佣，但他所得的，同样不是他的劳动力的价格。在短工的集市上，他们往往是鈥満沙�于市以受雇鈥潱�这说明在他们所得的工价中，除了自己的劳动的报酬以外，还有自备生产工具的折旧费用。此外，许多短工除了自有农具以外，还多少有一点土地，为的是保证自己在无工可佣之时，不致立即流而为 鈥湻蒜�潯Ｕ庑┦率担�更加说明短工所得的鈥湽ぜ垅�潱�不足以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

　　事实上，要说明农业雇工的真正处境，还必须结合其他的社会经济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特别是要注意到雇工在法律政治上的地位。

　　首先，农业雇工既是封建雇佣剥削的对象，同时又是封建高利贷剥削的对象。

　　在封建社会中，高利贷是地主阶级盘剥劳动者的重要经济杠杆。劳动者一经陷入高利贷的罗网，便不得不忍受高利贷主的摆布。如果高利贷主需要雇工，那么，等候着债务人的，就是盘剥性、奴役性的雇佣关系。

　　通过高利贷而形成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受剥削和奴役的，这里引一个具体的事例。

　　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山西长子县农民王伏起向王三枝借银二两九钱，三分行息。次年六月，王三枝向王伏起逼债，王伏起无力偿还，便被迫成为王三枝的雇工，言定一年为期，工价作谷九石五斗，以工抵债。王伏起从一个单纯的债务人变成债务雇工以后，如约为王三枝劳动了一年，除以全部工价偿还债务而外，又凑足银子，补充不足之数。但是，雇主王三枝并不退还借约，又让王伏起继续佣工一年，工价照旧。这时，王伏起又从债务雇工变成单纯的雇工。约定佣工一年的王伏起，实际作了一年又四个月，到期结账，王伏起除支取工价外，又欠下了雇主一两银子，并迫于生计，不得不再借银二两一钱一分，立写三两一钱一分的借约一纸，继续当王三枝的雇工。于是，王伏起又从一个单纯的雇工，再次变成了债务雇工。又过了一年半，王伏起计算工价，足以抵债而有余，而结算结果，全部工价，都被雇主抵折债务，本利分文不剩。不仅如此，王三枝还扣留了前后两次借约，随时都可向作为债务人的王伏起进行讹诈。

　　广西连州农民萧成生于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向谢祁借银五两四钱，言明作为本银六两起息，利率每月八分，过了三年，萧成生即因无力偿付本利，被迫到谢家做工，以工偿债。但是月息八分的高利贷，把萧成生滚剥得始终逃不脱谢祁的手掌。一年以后，他的债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到十七两六钱。萧成生无力还债，只得连同妻子黄氏一起出卖给谢祁家鈥溩颊畚�奴鈥潯０凑招黄畹恼鬯悖�萧成生夫妻两人身价只合银十二两，还积欠本利银五两六钱。对于这笔结余债务，谢祁强迫萧成生之弟萧辉生承担。到了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又滚成为十八两。于是谢祁通过索债，又将萧辉生夫妇连同他们的儿子三人鈥溩颊畚�奴鈥潱�并且以价银二十一两，将萧辉生一家三口出卖，除抵充债务本息外，还净赚三两额外收入！马克思说：以劳动抵债的人鈥湶坏�终生是债务人，即债权人的被强迫的劳动者，而且这种关系还得要传到家庭和后代子孙的身上。鈥澏韵舫缮�来说，这种关系，不但传到他的家庭和后代子孙身上，而且使他们的遭遇比他更加悲惨和黑暗。

　　和债务雇佣相类似的，还有所谓鈥湹涞惫凸も�潯Ｋ�的内容，可以用典当契约中的八个字加以概括，即鈥溡�无利息鈥潱�鈥溔宋薰ぜ垅�潯Ｔ谡饫铮�代表典价的鈥溡�鈥潱�是雇工进入雇佣关系之前向雇主息借的高利贷，雇佣期间的鈥湽ぜ垅�潱�抵作高利贷的鈥溊�息鈥潱�而雇工的人身，则成为高利贷的抵押品。所谓鈥溡�无利息鈥潱�是以鈥溔宋薰ぜ垅�澪�前提的。雇工一天偿付不清本银，就得作为债务抵押品为雇主进行无偿劳动。显而易见，这是高利贷与雇佣关系结合得最紧密的一种奴役制度。这种形式的奴役，有的甚至耗尽被奴役者一生的劳动时间。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在黑龙江一对农民夫妻的典当契约中，规定出典时间，竟达二十年之久。

　　和典当雇工相类似的，又有所谓鈥溎晗夼�婿鈥潯Ｋ�是被雇主配以婢女的雇工。其所以称为鈥溎晗夼�婿鈥潱�就是在做了鈥溑�婿鈥澮院螅�还要为雇主工作一定的年限，亦即所谓鈥溡橛心晗蓿�为之力作鈥潯Ｏ匀唬�雇主配雇工以婢女，是以雇工无偿为雇主力作一定年限为代价的。在这一点上，年限女婿和典当雇工是相同的。不同的仅只是：这个无偿的力作，在典当雇工那里是为了支付高利贷的利息，而在年限女婿这里，则是为了支付他的妻子的身价。当然，也有连身价还要在无偿力作之外，另行支付的。康熙年间，在江西抚州出现的一张年限女婿契约就规定，这个年限女婿在无偿力作之外，还要鈥湵咐窠鸲�十两鈥潱�为他的妻子鈥溡烊帐晟礅�澲�用。

　　不论债务雇佣、典当雇工或者年限女婿，他们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他们的身份地位，都是低人一等的。债务雇佣下的雇工，在债务清偿以前，子子孙孙都脱离不了债主的奴役。同样，典当雇工在契约规定的典当期内，也没有辞工的自由。如果限内逃匿，抓住以后，要挨三十大板。一直到清王朝的末年，典当雇工的身份，还被认为鈥溄缭谂�、雇之间鈥潯Ｖ劣谀晗夼�婿，那更是等而下之。他不但在规定鈥溋ψ麾�澋哪晗抟阅诿挥凶杂煽裳裕�即使年限已满，也并不能保证享有鈥溩杂衫投�鈥澋娜ɡ�。往往是工限满后，鈥溔孕蓄亏悖�乃或絜妇言归，辄指为逃仆鈥潯�

　　事实上，不但这种特殊的债务雇佣、典当雇工和年限女婿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就是一般所谓雇工人，他们的身份地位，也与平民不同。在明清两朝的法典中，凡是被称为鈥湽凸と蒜�澋模�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关系，就具有鈥溨髌兔�分鈥澋墓叵怠６�一旦套上了这种关系，雇主和雇工在法律面前就表现出极端的不平等。譬如雇主打死 鈥湽凸と蒜�潱�罪止徒刑三年；而鈥湽凸と蒜�澞呐轮皇谴蛏斯椭鳎�就要受到绞监候的判决。不仅如此，在这种主仆关系中，雇主被赋与鈥溂页も�澋牡匚唬�鈥湽凸と蒜�澋睦投�报酬，被看作是雇主对他的鈥湺餮�鈥潯ｂ�湽凸と蒜�澇�了遵守鈥湽�法鈥澮酝猓�还必须遵守雇主的鈥溂曳ㄢ�潯９椭鞫遭�湽凸と蒜�澥┬锈�溂页も�澋娜�力，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明清法典中关于鈥湽凸と蒜�澋姆段В�是在不断变化的。总的趋势是鈥湽凸と蒜�澋姆段В�在逐渐缩小，而脱离人身隶属关系的雇佣在逐渐增加。在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明律的新题例中，对鈥湽凸と蒜�澋姆段В�第一次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属于鈥湽凸と蒜�澱飧龇冻氲模�是鈥溋⒂形娜�，议有年限鈥澋某すぃ�至于 鈥湺坦驮氯眨�受值不多鈥澋亩坦ぃ�则不再属于鈥湽凸と蒜�澋姆冻耄�获得了在法律上与雇主平等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短工得到了人身隶属关系的解放。

　　万历十六年以后，鈥湽凸と蒜�澋暮�义，又有一些变化。到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纂修律例，对鈥湽凸と蒜�澨趵�作了新的规定以后，就不再有大的变动。五十三年的新条例规定：凡受雇服役之人，鈥溗赜兄髌兔�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均以鈥樄凸ぁ踩恕斥�櫬郏蝗襞┟竦杌А⒐唾桓�种工作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鈥澱飧鎏趵�虽然把有主仆名分的雇工，一律定为鈥湽凸と蒜�潱�但只要是农民佃户所雇的耕种工作之人，则不论其是否立有文契、议有年限，亦即不论是短工或长工，均一律当作鈥湻踩蒜�澘创�。至于在有主仆名分的那一部份雇工中，基本上又是受雇于地主、议有年限、立有文契的长工。至于短工，一般并无主仆名分，因此，这个条例，实际上是在短工之外，又解放了一部分长工的鈥湽凸と蒜�澤矸荨５比唬�那一部分受雇于地主、素有主仆名分的长工，是连法律上的解放也谈不上的。

　　法律条文上的变化，无疑是实际生活中雇佣关系变化的反映。现存的清代档案文件表明：在乾隆初期，有的农业雇工在受雇时，明确声称：鈥溨棺鲋痔锷�活鈥潱�不做杂役。（乾隆六年六月初三日广西巡抚杨锡绂题）至迟在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的农业雇佣中，雇主与雇工同坐共食，平等相称，并无主仆名分的雇佣关系，已经普遍存在。这些雇佣绝大部分出现在鈥溑┟竦杌Ч唾桓�种工作鈥澲�中。这些雇佣中的雇主，主要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只雇工一、二人，同时自己也与雇工鈥溡煌�力作鈥澋母辉Ｅ┟窕虻枧�。他们虽然鈥湼�耨收获，均倩人力鈥潱�但自己也是鈥溨账昵诶外�潯＃ɡ钕篼d：《平价禁囤议》）他门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鈥溩杂赦�潯⑩�溒降肉�潱�但是他们手中还没有建立资本关系所必需的鈥溩畹拖薅畹牡ジ鲎时锯�潯Ｋ�们和雇工之间的关系还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资本关系。而那些雇工较多的地主，根据乾隆五十三年的条例规定，则反有可能与雇工继续保持封建的鈥溨髌兔�分鈥澓头饨ㄅ�役。因此，整个说来，在清代的农业中，封建的雇佣关系，仍然居于统治的地位。

　　当然，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代的农业中，也像在手工业中一样，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经济作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出现了雇工经营规模较大的租地富农。前述四川、广东甘蔗产区，山东、广西产烟区和安徽、福建产茶区的农业雇佣，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其中如福建茶山的租种者，大多是外来的商人，他们鈥溂瘸錾阶猓�又费资本鈥潱ā吨泄�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一），一家的资本达二、三十万两，雇工多至百余人，其地位和租地农场主颇相类似。乾隆时期，在粮食作物的土地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景。乾隆中期以降，皖南徽州地区在新引进的包谷的种植上，就出现雇工租地的富农经营。其中有的雇工达十余人，有的预租一二十年，交租银数百两。（乾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安徽巡抚萨载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道宪杨懋怡查禁棚民案稿》）。有些租地经营者还兼具手工业主的身份。如广东合浦就出现过租佃土地雇工种植甘蔗，同时又设置糖坊，熬糖发卖的租地经营者。（乾隆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刑部尚书阿克敦题，明清档案馆藏刑科题本）在这些经营中，可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萌芽的破土。但在整个农业中，它所占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