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史部《金史》卷四十五 志第二十六(3)

　　旧禁民不得收制书，恐滋告讦之弊，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言事者乞许民藏之。平章张汝霖曰：“昔子产铸刑书，叔向讥之者，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晓然知之，犹江、河之易避而难犯，足以辅治，不禁为便。”以众议多不欲，诏姑令仍旧禁之。

　　明昌元年，上问宰臣曰：“今何不专用律文？”平章政事张汝霖曰：“前代律与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决之。今国家制、律混淆，固当分也。” 遂置详定所，命审定律、令。承安二年，制军前受财法，一贯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贯处死。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符宝局金牌，伏诛，仍除属籍。按虎、阿虎带失觉察，各杖七十。泰和二年，御史台奏：“监察御史史肃言，《大定条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并准已娶为定，若夫亡，拘放从其主。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依旧与夫同聚。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而《泰和新格》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并听为良。若未出离再配与奴，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如此不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以致随处诉讼纷扰，是涉违枉。”敕付所司正之。初，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分为别卷。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及律所无者，各校定以闻。如禁屠宰之类，当著于令也，慎之勿忽，律令一定，不可更矣。明昌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名例篇》进，既而诸篇皆成，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四年七月，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两月一巡察，必不敢违法也。”五年正月，复令钩校制、律，即付详定所。时详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为式，则条目增减，罪名轻重，当异于律。既定复与旧同颁，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臣等谓，用今制条，参酌时宜，准律文修定，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以补遗阙，取《刑统》疏文以释之，著为常法，名曰《明昌律义》。别编榷货、边部、权宜等事，集为《敕条》。”宰臣谓：“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后颁行。若律科举人，则止习旧律。”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御史中丞董师中、翰林待制奥屯忠孝小字牙哥，提点司天台张嗣、翰林修撰完颜撒剌、刑部员外郎李庭义、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大理卿阎公贞，户部侍郎李敬义、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上曰：“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故论者纷纷不已。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但折衷以从法尔。”平章守贞曰：“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然律有起请诸条，是古亦许情见矣。”上曰：“科条有限，而人情无穷，情见亦岂可无也。”明昌五年，尚书省奏：“在制，《名例》内徒年之律，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亦当例减。”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妇人犯者并决五十，著于《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