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鈥溕菩鹗拢�有良史之才鈥潯Ｓ腥似馈度�国志》鈥湸嵌嗳敖洌�明得失，有益风化鈥潯�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 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路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路 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路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鈥溔绾何汗适骡�潯Ｕ馕甯鲎值哪谌菔前�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司马懿的话称亮是鈥溙煜缕娌赔�潱�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鈥溄�略非其所长鈥潱�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鈥溋际分�才鈥澋淖鞣ā�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路先主传》称：鈥湶芄�从容谓先主曰：鈥樈裉煜掠⑿郏�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鈥櫹戎鞣绞常�失匕箸。鈥潯段馐�路周瑜鲁肃吕蒙传》记：鈥樅蟊敢杈┘�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鈥澱舛际估�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鈥溇尴副显兀�芜累甚多鈥潯Ｍ跎蚴椋�《晋书》本传的评论是：鈥湺辔�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鈥澪ふ咽椋�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鈥溤掴�潱�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鈥溕儆幸莶牛�文章绝丽鈥潱�鈥溁�对辩速鈥潱�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路序》里提出了鈥溠孕腥ど幔�各以类书鈥湹淖�集方法。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路序》里提出了要达到鈥湽燮涿�迹，想见其人鈥澋囊�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

　　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鈥溠孕腥ど幔�各以类书鈥澋姆椒āＵ砸怼敦ザ�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鈥溊�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鈥澊送猓�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鈥溝敢忖�潱�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

　　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鈥溩缘免�澲�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鈥溛嵩哟�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鈥濃�溤拮允俏嵛闹畟芩迹�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鈥澗」芊蛾实幕拔疵夤�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路序》、《宦者列传路 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路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路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鈥準跬�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鈥澚跽阉担衡�湺�子平业；俱称富丽。鈥澦韭硇�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鈥溈は馗囊旒啊洞呵铩啡�史会同征伐地名鈥潱�《百官志》鈥溡榔涔俦。�粗注职分鈥潱�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 鈥湵适谱莘赔�潱�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鈥溛栉呐�札，饰非文过鈥潱�鈥溣蒙嵊珊跻芩担�威福行乎笔端鈥潱�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鈥湽势涫录ｊ用粒�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鈥澦�指责：鈥溩酉灾�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鈥澚踹摰绕缆畚菏帐椋衡�溠源手寿担�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鈥澋�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路魏收传》：鈥湥ㄑ睿�愔尝谓收曰：鈥槾瞬豢�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鈥櫴赵唬衡�樛�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鈥欌�澪菏招戳写�，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

　　《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鈥湸�序鈥澲新凼隽死�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鈥溈は剞蚴凡⒊龊兰遥�负戈宿卫皆由世族鈥潱�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鈥溒窘迨雷剩�用相陵驾鈥潱�以至 鈥溝缕肺薷呙牛�上品无贱族鈥潯Ｒ踩衔�：鈥溨芎褐�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鈥澥雷逶谡�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鈥湺餍意�澋拿弊樱�并说鈥湣逗菏椤酚小抖髟蠛畋怼罚�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鈥潯Ｊ导噬希�《宋书》的鈥湺餍意�澯搿逗菏椤返拟�湺麾�濃�溞意�澆⒉幌嗤�，只是用以区别鈥準渴�鈥潱�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路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鈥溄�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鈥澨浦幸兑院螅�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路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鈥溕蒲云渍撸�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鈥湻蚓�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鈥澱馐且愿缸庸叵滴�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鈥溋�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鈥澱饣八档煤茫�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路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鈥準Ψㄏ啻�，并有解释鈥潯！端迨�路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鈥湷�《史记》，入《春秋》者不录鈥潯Ｕ庑┦橐巡淮�，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路注》是：鈥溒涫偎�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鈥澟崴芍�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路束皙传》称：鈥溙�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鈥澕弛Ｊ榈目贾すぷ鳎�于束皙外，尚有荀?、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