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令狐德棻

　　一生荣华

　　令狐德棻（583鈥�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鈥溕破锷洌�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鈥潯５聴辈呕�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鈥溕跫�亲密鈥潱�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66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6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

　　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 鈥溨丶忧�帛鈥潱�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鈥溤鲋每�书，令缮写鈥潯Ｔ谔聘咦嬷С窒拢�这个计划顺利执行，鈥準�年间，群书略备鈥潯Ｕ庀罟ぷ鞯某杉ㄊ呛芸晒鄣模�至武德九年（626）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鈥溣诤晡牡罹鬯牟咳菏槎�十余万卷鈥�

　　参与八史撰修

　　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鈥湸葱拮�之源，自德棻始也鈥潯Ｎ涞滤哪辏�621）十一月，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鈥溓约�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鈥澱舛位按邮费Ш驼�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鈥湺�目犹接鈥� 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鈥湴酥�国鈥澲�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鈥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鈥潯Ｈ绻�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6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鈥溊�数年，竟不就而罢鈥潯Ｎ闯傻脑�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鈥準苴�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鈥潯５聴背�主周史外，鈥溔宰苤�类会梁、陈、齐、隋诸史鈥潯？杉�，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鈥溩苤�类会鈥潱�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

　　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636）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656）上进，共1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646）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鈥湶⑼频聴蔽�首，其体制多取决焉鈥潯？杉�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

　　国史、实录及其他

　　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路长孙无忌传》载，鈥溝郧煸�年（656）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鈥潯�

　　永徽元年（6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0卷。显庆四年（6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1卷，《皇帝封禅仪》6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6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1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6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100卷。

　　贞观十二年（6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100卷。

　　永徽元年（6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1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

　　令狐德棻勤奋一生，鈥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鈥潱�鈥溎耗暧惹谟谥�述鈥潱�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

　　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6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鈥溣肓詈�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鈥澋�《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1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鈥滉菁�今古鈥潱�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鈥溈悸鄣檬В�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鈥潯Ｌ铺�宗更是经常阐述鈥溡怨盼�镜鈥澋乃枷搿５聴奔雀衡�溩苤�类会鈥澲�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鈥湸狗斗嚼粹�潱�鈥溣兄�于名教鈥潯！度辶执�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鈥溦�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鈥潯！吨苁椤范苑绞跫记梢灿行碌募�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鈥溔室逯�于教，大矣，术艺之于用，博矣鈥潯�

　　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鈥湵燃�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鈥澨铺�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鈥溛涑稍�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鈥澏猿缰畏健⑹≡熳鳌⒚餮【佟⒅卣椒ァ⒔�奢侈五条，因鈥溓杏谡�要鈥澏�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662）下鈥溨粕趁诺戎掳菥�亲敕鈥潱�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鈥湽ι罴枚龋�道极崇高鈥潱�如拜俗则不伦不类，鈥溑�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鈥潯；嵋橹�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鈥溚Ｉ趁虐菥�诏鈥潱�许不拜君，但须拜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鈥溗�历将终鈥潱�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鈥湸蟊︹�澆豢梢遭�溋φ麾�潱�鈥溕裎镡�澆豢梢遭�溓蟮免�潯Ｓ钗奶┍纠粹�溙镂抟怀桑�众无一旅鈥潱�但能成功，就因为鈥準粜四苤�时，应启圣之运鈥潱�天命系于此人，鈥湻欠蛐勐怨谑保�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鈥潯５�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鈥溚浦脸弦源�人，弘大顺以训物。鈥︹�Φ滦滩⒂茫�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鈥潰凇５聴彼�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鈥溗菇月计涞笔彼�记鈥潱�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鈥湻奔虻靡耍�文笔亦极简劲鈥潯�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鈥湷氯擞谑且月成焦槲摇ｂ�︹�ξ沂Σ焕�鈥潯！兑帐醮�序》说：鈥溍�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鈥澰诰砟┯旨蚵蕴峒笆窨の涝�嵩，鈥準肥�其事，故不为传鈥潯Ｕ饷魅匪得饔行┳柿弦咆�，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鈥湶⒃谥苁扁�澋睦钐柒�湺�祖功业鈥澥蔷×π�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鈥湹笔比偈ⅲ�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鈥澋聴奔瘸錾碛诜г闹�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