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时期畜牧业

　　蒙古贵族以鈥湽�马之利鈥澣√煜潞螅�其畜牧业向内地，特别是向华北地区大力渗透，而内地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牧区经济，在大统一的国度里形成农牧经济交相渗透的局面。然而，由于元代频繁用兵、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统治集团的滥行耗费，使得有可能呈现发展势头的畜牧经济很快陷入蹇涩、衰微的境地。

　　畜产品的巨额需求与来源

　　大蒙古国建立以来，庞大的国家机器对畜产品的需求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除蒙古、色目人的日常巨额消费外，另有一系列特殊需求：一是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以武宗登位时举办的忽里台聚会为例，宴乐七日，每日食用马四十，羊四千，另用马七百、羊七千挏乳洒地，使斡耳朵附近鈥溁�乳之广，有如银汉鈥潯Ｒ话愠�会，也得用一百零五辆车和九十匹马装载马奶，提供饮用。

　　此外，皇室祭祀、宫人出入、上都巡行等一系列活动，都必须按例为皇帝和僚属提供大批马匹和肉食乳酪。礼佛开支也相当惊人，以延祐二年（1313）二月的一次统计为例，各寺修佛事，曾鈥溔沼醚蚓徘�四百四十鈥潱ā对�史路仁宗纪一》）。皇室之外，见于记载的有权臣燕铁木儿，一次宴会要宰杀十三匹马（《元史路燕铁木儿传》）。后人还统计过，宋室后、妃人等被俘后，每日支取的羊肉达一千六百斤之多。第二大需求是军事供给。元代频繁用兵，因而在原有装备之外不断进行大规模征敛，据《大元马政记》记载，从忽必烈中统元年到泰定帝致和元年（1260鈥� 1328）期间，曾多次以鈥満褪锈�澯脞�溗⒙礅�澋拿�义征取马匹，其中比较明确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有数字记载的大约十二次，数量达一百万头。第三大需求是为驿站配备牲畜。元代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陆站用马、牛、驴、狗、车，有些水站用船也用畜力牵引，必须常年维持的牲畜总数约分别为：马六万、牛一万、驴六七千，另有作为鈥準姿尖�潯⑾�耗量更大的羊、猪之类。第四大需求是赐予或赈济。元廷对贵族权豪不时赐予畜产品，另因大漠南北战乱和自然灾害频繁，出现了大批流民和饥民，迫使元廷不得不时时以包括畜产品在内的各种财物相赈济。第五大项目是屯田所需大批耕牛。元代初期，政府曾不断提供牛具种子，鼓励人民垦荒，这种措施更广泛地施行于屯田，政府每设置一处屯田或每向屯田区派遣生产人员，按例要配给牛具种子。全国屯田总数在二十万顷以上（见鈥溑┮碘�澨酰�，政府用各种方式组织、支拨的耕牛当在二、三十万头左右。第六大项目是向手工业有关部门提供毛、皮、革、骨等原料。这类原料的提供固然不必以专项牲畜饲养为条件，但无疑得以发达的畜牧业为基础。

　　巨额的畜产品需求进一步强化了游牧民族对牲畜的法权观念。元律规定，鈥溨畹镣章砼Ｂ柯猓�一赔九鈥潱�盗窃各类牲口的主从犯都施以不同数量的杖责处罚，而鈥湹料倒偻章砼Ｕ撸�比常盗加一等鈥潱ā对�史路刑法志三》）。元廷对全国牲畜还实行统制性管理，律文多次强调不得鈥溚翟租�潯⑩�溗皆租�澟Ｂ恚�特别严禁宰杀母牛、羊羔和怀孕的牲畜，马匹并严禁出口（《元史路刑法志四》），牛马病死也必须申报备案。

　　蒙元之际在征战中的大量卤获，不仅充实了蒙古部队的军事装备，也构成了日后蒙元政权的畜牧业基础。全国统一后，为了保证浩繁的供给，元廷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施，如建立规模空前的官营牧场（分布状况见下文），以便为皇室提供鈥溣�马鈥潯⑩�湽┳诿碛疤谩⑸搅昙漓脞�澕扳�溣袷持畳溔殁�潯５诙�项重要措施是实施羊马抽分（忽卜绰儿）。据徐霆所见，鈥溒涞刈憎仓鳌⑽焙蟆⑻�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靴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一人得免者鈥潯：罄矗�抽分比例逐步确定，基本精神是按窝阔台与贵由时确定的标准，满一百或三十，抽取一只，低于三十者免抽。诸王在履行鈥溩夥砚�澮逦袷保�采用的是每年缴纳鈥溕瞎┭蜮�澋拿�义，征发形式似有区别，但具体内容尚不清楚。汉地的标准似有不同，忽必烈时代的胡祗遹以鈥溗把虿⒅剽�澪�题说：鈥溂扔诿咳耗诓患贫嗌俪榉制�羊，又行收毛收皮纳税，每遇造作，复于民间取要鈥潱�甚至鈥溍炕钆Ｒ煌罚�摊钞五百文、一贯鈥潱ê�祗遹《紫山集路杂著路民间疾苦状》），直到成宗大德八年（1304）时，汉地抽取标准才与蒙古人趋于一致。其三，在鈥溣稣鞣ゼ氨哙龇β礅�澋那榭鱿拢�元廷便大规模实行鈥満褪锈�澯脞�溇兴⑩�澮遭�溣Σ肿渲�用鈥潱�括取的数额更为浩大，对象包括诸王、驸马、公主以及汉地的养马户、各级官员和驿站。所不同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元廷向诸王和市马匹时付出的钞币要高于其他。其四，诸王在入朝或在通常情况下，也时有贡献，如至元三十一年五月（成宗在位）诸王亦里不花入朝，鈥溡择ぢ硎涔兮�潱ā对�史路成宗纪一》）大德八年十一月，宁远王阔阔出鈥溡月硗蛭灏儆嗥ジ�军鈥潯；是煸�年和二年，察合台后王贡马驼、珠宝等物（《元史路仁宗纪一》），至顺二年二月荆王也速也不干鈥湽睜优ｂ�潱ā对�史路文宗纪四》）。至正十二年八月，齐王失烈门鈥溝茁硪煌蛭迩�匹于京师鈥潱ā对�史路顺帝纪五》）。对诸王的贡献，元廷亦照例以高出一般和市标准的数额予以酬答，因而与一般和市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诸王之外，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可能也存在向中央进贡的义务或成例，如云南行省于至元三十一年奉命转献给梁王的二千五百匹马可能就是该地鈥溗旯甭礅�� 的定额（《元史路成宗纪一》）。

　　大漠南北畜牧业概况

　　大漠南北的畜牧业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当蒙古人的祖先鈥斺�斆韶Ｊ椅さ哪缸邂�斺�斒椅ごτ诓柯淞�盟阶段时，其畜牧业还停留在鈥溛扪蛏俾恚�有牛不用鈥潱ā缎绿剖�路北狄路室韦》）的状态。大概从七世纪初开始，附属于突厥的部分室韦人随同契丹、奚等北方部族迁入大青山地区。九世纪中叶以后，室韦鈥敶镡蛉擞执笈�进入大漠南北，于是，受突厥、契丹和女真等族畜牧业和中原经济文化的影响，蒙古人的畜牧业获得长足的进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标志的铁制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有了进一步扩充。畜产品中，马成为占据首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又是狩猎和战争的重要工具；羊的乳、肉、皮毛则成为牧民生活不可须臾或缺的生活资料；牛是仅次于羊的食物来源和交通工具；骆驼主要使用于交通，特殊情况下可充作饮食之用。与此同时，逐步形成了驾驭、畜养牲畜的技术特色。于是，十至十三世纪初，畜牧业已占据草原地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并且，漠北森林狩猎民也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从而使蒙古畜牧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见，鈥溚�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鈥潱烩�湻猜矶嗍撬摹⑽灏倨ノ�群队鈥潱烩�湵斯�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鈥潯Ｒ允�世纪后半叶的札剌亦儿为例，该部物力达七十库伦（一千车为一库伦），以一车一马计算，仅马匹一项就至少达七万头，盛况可见一斑。到了窝阔台时代，大漠南北的社会经济据说已达到鈥溠蚵沓扇海�旅不赍粮鈥潱ā对�史路太宗纪》）的程度。

　　元朝统一后，作为祖宗鈥溋�兴鈥澲�地，大漠南北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是不断派遣内地各族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武宗、仁宗时期，元廷还多次发放农具种子，令蒙古贫民鈥溚吞镆宰陨拟�潱�并采取积草、储粮措施，预防凶荒，又责成内地制造合符规格的马槽，定期提供给蒙古部民。而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灾民和贫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措对稳定、改善或复苏牧区经济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鈥溨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鈥澓外�溂蹦几簧檀蠹意�澲滤谑当哒�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鈥満土职倌昀矗�**殷富埒内地鈥潱�又说，漠北地区鈥準�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著；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鈥澗褪妨戏从车那榭隹矗�统一以后的草原经济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特点。尽管记载畜牧业本身发展状况的史料尚嫌不足，但就这一特点而言，入元以来草原畜牧业经济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仍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个结论是比较符合逻辑的。

　　牧地的分布

　　蒙元时代的牧场、牧地的范围呈明显扩大的趋势。除大漠南北（包括窝阔台子阔端以西凉府为中心的鈥湻肿逾�潱┩猓�牧地以比较大的规模向南北推进。牧地扩大的成因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皇帝和各大斡耳朵等名义下广建十四道官牧场。按其大体方位，属于大漠南北的牧地有：鈥溦哿�怯呆儿等处鈥潱�含千户十九个，百户一个和其他牧地五处；鈥溣衲悴�牙等处鈥潱ù由隙嘉鞅蓖�南至张家口一带），百户八个，另有十处牧地。漠北中部两道，自东向西：鈥溛咏锎ǖ却︹�潱�千户六个，另有四处牧地；鈥湴⒉焱巡缓钡却︹�潱�共十一处牧地。漠北至上都附近、陕西一道：鈥湽�剌木连等处鈥潱�共十五处牧地。漠北怯绿连、斡难河至内蒙中部一道：鈥湴⒇莺雎砥虻却︹�潱�百户七个，另有四处牧地。贝加尔湖东西之地一道：鈥溁鹄锿郝殁�澋亍８仕嗑衬谝坏溃衡�湼手莸却︹�潱�共十二处牧地。此外，河北北部有京津地区的鈥溩笫钟榔剑ㄖ谓窈颖甭�龙）等处鈥潱ê�七处牧地）和鈥溣沂止贪仓莸却︹�潱ê�四处牧地）。鈥溌�州鈥澞脸。ㄢ�溌�鈥澦朴ψ麾�溌�鈥潱�在今安徽合肥地区），山东境内有鈥溡娑尖�澞脸　Ｔ啤⒐笥锈�溡噢刹谎︹�澞脸　Ｄ虾�境内有鈥湼呃龅⒙掴�潱ㄖ附衲虾�济州岛）牧场。大漠南北的官牧场均拥有多处牧地，这些牧地都不集中成片，而是散处各地；并且，每一道牧场的牧地散布的地域比较广阔，分布于原有的封地之间。并且，往北新辟了火里秃麻牧场，向南又在农耕区增置了一些牧场。

　　国有牧场牧养的牲畜有马、牛、驼、骡、羊，以马为主。马匹鈥溁蚯О伲�或三五十鈥澪�群，左股烙有官印，号鈥湸笥∽勇礅�潯４酉牡蕉�，鈥溗娴刂�宜，行逐水草鈥潱�十月返回本牧场。元廷于九、十月差太仆寺官往各处点视所产之驹，烙上官印。各地牲口数造蒙、回、汉字文册存档、上报，鈥溒渥苁�盖不可知也鈥潯Ｄ寥顺乒�赤、哈剌赤，鈥湼缸酉喑腥问骡�潱�设千户、百户管领。另有昔宝赤、火你赤等怯薛职官掌管牧场。如有三马病死，牧人必须赔偿大牝马一匹，死二匹偿二岁马一匹，死一匹偿牝羊一只，鈥溒湮蘼碚咭匝颉⑼铡⑴Ｕ勰赦�潯Ｌ┒�年间还为皇家特需的黑玉面、赤花、赤玉面等鈥溣忻�色之马鈥潱ê赔�溡煅�马鈥潱┾�湵鸫湍恋兀�自为一群鈥潯�

　　元代一批宗王南下进驻各地，是牧地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这些宗王们一般都拥有相当规模的围猎场所，其中便包含一定数量的牧地。宗王们可分为军事出镇和因故留驻两种类型，前者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分封，一般以各自的投下分地为基点，分镇陕甘、云南、吐蕃、河西、江淮、漠北、辽东等要害地区（辖区往往有所变动），其中除去分镇漠北等地的宗王外，南下的主要有安西王（驻京兆）、云南王和梁王（镇云南）、西平王（镇吐蕃）、镇南王（镇江淮）、威顺王（镇武昌）、宣靖王（镇益都）、宣让王（镇庐州）等。另有几名曾被放逐的宗王：仁宗分镇怀州，文宗先后被安置在海南、金陵、江陵，顺帝被安置在桂林。据《大元马政记》载，陕西行省鈥溛弈恋剽�潱�至元三十年曾为所拘刷马匹的交纳地点请示元廷，答复是：鈥溝扔谐裳裕�与阿难答（即安西王）。鈥澩�书记载，江淮地区拘刷到的马匹按例交镇南王，而云南的贡马也往往就地拨给云南王。可见，镇王一般都在辖地内置有牧地，有的还采取种种手段，大幅度扩充牧地。

　　少数宗王因种种原因，一度留驻位下分地，较著名的有察合台曾孙阿只吉大王（驻管州，治今山西静乐县）、贵由后人大名王（驻大名）、窝阔台后王小薛大王（驻汴梁等地）、别里古台后王霍历极（驻恩州，治今山东恩城）等，这些宗王同样保留原有的游猎风俗，他们的牧地多数由朝廷颁赐，并且，鈥溨罘�牧马地，民不敢犯鈥潯Ｒ孕⊙Υ笸跷�例，他的分地原在睢州（治今河南睢县），至元二十八年，朝廷特赐潞州一带作为他的牧地。搠只哈撒儿后人八不沙大王也是留驻宗王，拥有包括牧地在内的鈥溣�盘地土鈥澮煌蛞磺в嗲辍Ｖ档靡惶岬氖牵�诸王、公主、驸马多数留驻蒙古本土而遥领征服地区的分地，但他们往往派遣鈥溗嬗�诸色户计鈥潱�鈥溓袄此娲�看守庄子，放牧头匹鈥潱�因而，可以比较肯定地说，为数众多的分地，特别在中原、华北的广大地域内的分地中，散布着许多贵族的牧地。

　　驿站也拥有牧地。据马可路波罗记述，驿站站马一半应役，一半留牧地牧养，以一月为周期，互相取代。因而，在有条件地带，置有不得鈥溓置扳�澋拟�溎谅聿莸剽�澋那榭鲇Ω帽冉掀毡椤�

　　以上列举了蒙元时代牧地形成的几个主要成因，从中可约略看出全国牧地的分布状况，而这种状况又与畜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即与各地牲畜的多寡基本一致。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西北地区自不待言；江南地区鈥溠�马者少鈥潱�所以牧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从《大元马政记》记载的鈥満褪锈�澕扳�溇兴⑩�澥�额综合考察（鈥満褪锈�潯⑩�溇兴⑩�澋亩韵蟛唤鍪呛旱孛窕В�更主要的是诸王、贵戚乃至包括蒙古、色目人在内的官员、军士和站户），以马为主要标志的畜产品的数量最多的是腹里地区，其中河北有大都、兴和、真定、河间、保定、大名、广平、顺德、永平诸地，山东有益都、般阳、济南、泰安、东平、济宁、德州、淄莱、曹州、东昌、恩州、濮州、宁海、冠州、高唐诸地，山西有冀宁、晋宁、大同诸地。河南行省有汴梁、卫辉、淮东、荆湖北道、汝宁、安丰、泸州、南阳、安庆、德安、归德等地。辽阳、陕西、湖广则次于上述地区。

　　畜牧业的影响及其衰败

　　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在蒙元时代影响深广。从文献和文艺作品反映的情况看，畜产品已在全国范围内被当作鈥溩颊垅�澆撇�的重要依据，政府亦将鈥湺嘌鵂寂！⒛秆蜮�澴魑�劝农桑、正风俗的

　　一项重要内容，广泛号召鈥湼飨叵缬幸诵竽寥ゴ︹�澋拟�溣辛χ�家鈥潱�鈥溗媸蹦练牛�如法栅圈鈥潱�因而，寺院、官僚、地主甚至一般百姓比较普遍地从事牲畜的牧养，从而为农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或者说，它虽是一个统治民族的优势，但其规划与发展又存在无法克服的弱点，这可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体现出来。

　　首先，蒙元时代的畜牧业以官营和贵族经营为主，建立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后，元廷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改善牧区的条件，但仅限于利用中原的人力物力弥补畜牧业的不足，而没有象重视农桑那样，从发展经济角度，着眼于农业与畜牧业的优势互补，全面组织规划畜牧业的发展，当然更不可能注重生产关系的改善。忽必烈统治后期，卢世荣看到了当时的供求矛盾，提出一个大胆的规划，这就是，用官方财力在上都、隆兴等路组织币、帛，到牧区贸易羊马，选蒙古人牧养，收取皮、毛、筋、角、酪酥等物，给牧人二分，官取八分；鈥溌硪怨┚�兴，羊以充赐予鈥潱ā对�史路卢世荣传》）。卢世荣这一设想的积极意义在于，通过承包方式，将牲畜交给牧民放养，从而使之摆脱对贵族的隶属关系。这样，元廷所必需的牲畜就有了可靠源。显然，卢世荣的计划并未得到推行，终元一代，鈥溇�兴鈥澯脞�湸陀桠�澱饬较钭畲蟮男蟛�品支出是采取消极手段，即通过大规模所谓的鈥満褪锈�潯⑩�溇兴⑩�澋确绞饺ナ迪值摹９儆�与贵族经营畜牧业不但没有为元廷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还给农耕区带来了很大的骚扰与破坏。在征服中原前后，由于生活和军马饲养的需要，部队及其随营团体（奥鲁营）大量废耕田为牧地，一些贵族与军将还乘势抢占、扩充牧地。后来，随着大批军队的退出和统治的稳定，这种势头在忽必烈时期得到遏制，并且，元廷又多次颁布退还耕地的法令，原先在农耕区的牧地呈现缩小的趋势，但如上文所述，中原、华北地区仍然分布着一批牧场，这些牧场由特权阶层经营，并伴随大规模的围猎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在抚州（即隆兴府，治今河北张北）、宣德（治今河北宣化）、云州（治今河北赤城县北云州）、兴州（治今河北滦平西）、松州（治今辽宁赤峰市西南）和固安等农牧交汇区一线，每年定期有官马、官驼前来放养（马从夏至冬，驼自九月初到次年四月）。中原、华北地区牧地的马匹则随时纵放、散逸在广大农田之间，因而，牲畜鈥溄朗成Ｔ婀�木诸树鈥潯⑩�溓秩啪用瘢�蹂践禾稼鈥澋氖录�不胜枚举而无法禁止。政府和诸王马驼有时还直接摊派民户饲养；国有马匹的饲料每年鈥溦髦钅诘剽�潱�造成鈥溍袢找娌。�而有司赋之日益急鈥澋木置妫�又给内地带来极大的骚扰。

　　其次是政局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元朝统一后，大漠南北人口大幅度增加，元廷通过设置屯田、发展工商和南粮北调等措施，并在实际上将汉地的畜牧业当作大漠南北的补充，一时维持了牧区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然而，政局连续动荡而导致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袭击很快打破了这种稳定与平衡，也给畜牧业造成了直接的损害。

　　先说战争的影响。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相继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都哇的反叛。岭北行省建立后，似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愈演愈烈，大漠南北一次又一次地卷入战乱之中。政局动荡给畜牧业带来了两点直接危害，第一，元廷加紧了对战马的搜括。据《大元马政记》载，世祖时期共刷马五次，最后一次预定十万匹，竭尽全力，止得七万有余，其结果，鈥溛�刷马之故，百姓养马者少鈥潯＞」苋绱耍�成宗登位后不久，仍严令鈥湷�怀驹带驹马外（除此而外的牝马已列入征调之列），三岁以上（正常规定是四岁以上）皆刷鈥潱�共十多万匹；文宗即位不久，因镇压阿撤罕等叛乱，拘刷二十五万余匹；到了天历前后两都之战爆发期间，又因 鈥溇�事紧急鈥澏�鈥溂菜倬惺这�澖�六万匹。这样的鈥満褪锈�潯⑩�溇兴⑩�澰谔┒ㄒ郧按锇偻蚱ブ�多。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已无力为战争提供全部装备，而竭泽而渔式的搜括又瓦解了在鈥湵哙龇β礅�澋那榭鱿履喜可心芴峁┮欢ú垢�的物质基础。第二，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灾情，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自然灾害作为影响漠北畜牧业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蒙元时代见于记载的主要灾情发生在中统二年（1261）三月（和林至谦州一带火灾）、至元二十四年（1287）（北边大风雪与连续七昼夜的鈥溚劣赈�潱�（《元史路世祖纪十一》）、大德五年（1301）七月（称海至北境十二站大雪）（《元史路成宗纪三》）、大德九年（1305，乞禄伦鈥湸蠓缪┾�潱�、延祐三年（1314）春（铁里干驿鈥湻缪┥惩菱�潱�、延祐四年（1317）（朔方鈥湻缪┾�潱�、延祐七年（1320）七月（诸王告住等部火灾）（《元史路英宗纪一》）、至顺元年（1330）九月（铁里干、木邻等三十二驿旱）（《元史路文宗纪三》）和至顺二年（1331）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鈥溒的暝肘�潱�（《元史路文宗纪四》）。上述重大灾害往往都与战乱交织在一起，如至元二十四年北边大风雪发生时正值海都、都哇反叛，并一度击败元朝漠北驻军，控制了和林（《元史路马绍传》）。延祐四年周王和世■的支持者于关中发动兵变，两个月后祸及和林，这时亦正值漠北鈥湸笱�，深丈余鈥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