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时期明孝宗

　　明孝宗朱祐樘（1470 鈥�1505），是宪宗第三子。出生时几为万贵妃害死。生母纪氏本是宫中专职守内藏的女史，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宪宗临幸怀孕。宠妃万氏风闻后，要纪氏打胎。可是，派去办此事的人保护了纪氏，假称纪氏是病痞，并未怀孕。纪氏后被送到安乐堂（宫中有过失或有病宫人居住之处），生下了一个男孩。纪氏恐罹祸，让门监张敏将孩子抱去溺死，张敏知道宪宗尚无子嗣，秘密哺养起来。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道：鈥溊辖�至而无子。鈥澱琶袅�忙伏地道：鈥溗雷铮�万岁已有子。鈥澕褪仙�子哺养之事才为公开。此时男孩已五六岁了。当男孩被接到周太后仁寿宫，取名朱祐樘，册立为皇太子的同时，生母纪氏却在宫中暴卒，门监张敏也吞金自杀。一天，万贵妃召太子朱祐樘，周太后叮嘱他：鈥湺�去，无食也。鈥澲斓v樘见到万贵妃后果然不食，给他吃，说：鈥溡驯ァｂ�澑�他汤，说：鈥溡捎卸尽ｂ�澩蚬箦�大恚，自此忧愤成疾。她本来体胖，又常发怒，一次以拂子毒打宫人时痰厥而死。宪宗为之叹道：鈥溚蚴钩とィ�吾亦安能久矣。鈥澮灿诘蹦瓴∈拧�

　　这一场宫中悲剧，却导致了明朝历史上一段为人所称颂的鈥溨行蒜�澲�世。

　　弘治初政

　　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初六日，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为弘治。与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有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佥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数百人。

　　李孜省本是布政司吏员，待选京职时贪赃事发，藏匿不归。他得知宪宗好方术，于是学道家五雷法，结交太监梁芳等人，以符箓求进，得到宪宗宠幸，竟然官至礼部右侍郎，并掌通政使司之事。他以扶鸾等手段迷惑宪宗，益作威福，搢绅进退，多出其口。加之执政大臣万安等人从而附丽，势焰更炽。

　　太监梁芳是个贪黩谀佞之辈，因谄事万贵妃为靠山，又与李孜省等勾结，共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不由吏部，前后多达数千人，称为鈥湸�奉官鈥潱�一时诸杂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仆、尚宝者，不可悉数。士论虽以此为耻，梁芳等人却将其作为把持朝政的基础。

　　万喜与万通、万达均万贵妃之兄弟，倚仗万贵妃的权势，又与太监梁芳、妖人李孜省勾结一气，大学士万安又附为同宗，沆瀣一气，朝臣为之侧目。

　　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们为之一振，他们遂将这一愿望寄托在新皇帝身上。孝宗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孝宗是个生性宽和的人，这也许与他少年经历坎坷有一定关系。他以鈥溦�忧鈥澪�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这一年的十月，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被召为吏部尚书。王恕的直言在宪宗朝是著名的，其鈥溝群笥�诏陈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鈥潱�皆力阻权幸，因此民谣说：鈥溋骄┦�二部，独有一王恕。鈥澖峁�不仅贵近侧目，宪宗也颇厌苦之。先是将他遣往南京任兵部尚书，后来索性借南京兵部侍郎马显乞罢之机，附批令王恕致仕，乃至朝野大骇。这次王恕被重新起用，并入主铨政，使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

　　孝宗即位，鈥準加猛⒊技觯�召入为吏部尚书。鈥澱馄渲衅鸬轿⒚钭饔玫娜词且幻�有影响的资深太监怀恩。怀恩在宪宗朝掌司礼监，当时汪直掌西厂，梁芳、韦兴等用事，怀恩地位在他们之前，性格忠鲠无所挠，宦官们对其敬惮有加。为保护直言官员，他不惜与宪宗争执。他素闻王恕的直言，经常叹道：鈥溙煜轮乙澹�斯人而已。鈥澫茏谕砟辏�因万贵妃谗言，曾想改立太子，怀恩力争，被斥居凤阳。太子即位后，将其召回宫中，仍掌司礼监，于是力劝起用王恕，斥逐大学士万安。

　　万安其人无他能，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奸僧继晓惑帝以固宠，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孝宗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类冒进的杂流，对于他的处理，孝宗要慎重得多。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十一月间，孝宗在宫中得到一个箱箧，里面居然全部是关于**的所谓房中秘术，而且都署具鈥湷及步�鈥潯；扯鞣钪记巴�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于是科道官文章弹劾，遂罢其职。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弘治鈥溨行蒜�澋囊桓鲎钔怀龅奶氐悖�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鈥満胫尉�臣鈥潯５比唬�谁也不会忘记怀恩在其中的作用，鈥溡皇闭�人汇进，恩之力也。鈥�

　　从宫廷到朝廷

　　《明史》记述成化中的内阁时说：鈥準迸硎币验猓�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然珝疏浅而安深鸷，故珝卒不能胜安。鈥�

　　党同伐异的政争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官制度的一个副产品。明廷上层的政争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政治状况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成化朝是一关键，成化间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

　　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鈥溨胶�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鈥澲�谣。这其中相比之下刘珝还算稍好一些，但于成化十八年（1482）为万安讦谄致仕，彭华、尹直相继入阁，成为万安、刘吉一党天下。

　　成化七年（1471）有星象之变，彗见天田，犯太微，廷臣多称此由于君臣相隔，应经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也上书力请，司礼监乃约定在皇帝御殿之日召对。可是待到朝见之时，彭时刚刚言过一事，万安便顿首高呼鈥溚蛩赈�潱�彭时、商辂不得已，只好叩头而退。事后太监们嘲笑大臣道：鈥溔舯渤⒀圆徽偌�。及见，止知呼万岁耳。鈥� 一时传笑，谓之鈥溚蛩旮罄镶�潯Ｏ茏诖哟艘膊辉僬偌�大臣。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大臣相继被逐，朝中更无正人。

　　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朝无正人，司礼监怀恩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待到孝宗嗣位之时，万安草登极诏书，内有禁言官假风闻挟私之类言辞，引起朝内外一片哗然，御史诣内阁质问，万安称：鈥湸死锩嬉庖病ｂ�澙锩嬲撸�自非孝宗，而宪宗已卒，无非即当权之宦官外威者也。

　　其实万安的弄权是很有限的，他无非是控制内阁，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在一切政事上，则依从于掌权太监和外戚。他讨好皇帝的做法也不过是进献一些房中术的小册子。他是个官瘾十足的人，直到孝宗命怀恩当面向他宣读诸臣弹劾他的奏章，他数跪起求哀，仍无去官的表示，最终还是得要怀恩动手。怀恩对这位万阁老是厌恶已极的了，他上前摘掉万安的牙牌，并说道：鈥溈沙鲆樱♀�澠呤�多岁的阁老这才惶遽归第，表示愿归乡里，但一路上还在望着三台星，希望能得复用。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成化六年（1470）七月，他出生在安乐堂时，只是一个没有身份和姓名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成化帝的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臣僚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

　　但是人们很快便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朝廷官员们感到那失去的秩序仿佛重又来临了。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皇帝的个人性格和生活有时往往会影响一个时代。这位年轻的皇帝因为经历的坎坷而明显地早熟。他甚至比他父亲还显得成熟些。乃父虽然也曾因英宗与景帝兄弟在继位上的冲突而遭废立，但是却因为自幼依偎于一位年长于自己十八九岁的妃嫔万氏身边，成为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皇帝。人们常常不能理解，成化帝为什么要去宠爱一个从年龄上可以做他母亲的妃子，而且终生不渝。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分析的话，这应该是成化帝从幼年形成的心理模式定态化的结果。而造成这种定态的则是万贵妃，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成化帝的心理性格乃至一切，并且一人占据了他身边两个最重要的女人的位置鈥斺�斈盖子肫拮印Ｕ獬晌�明朝历史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大奇闻。

　　孝宗的后宫生活与他父亲截然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只同张皇后有性关系，有许多史料可以证明，正德帝的生母便不是张皇后，而很可能是宫女郑金莲。只是这些宫人并未因皇帝的临幸与生儿育女而获得妃嫔的封号。孝宗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诚然如此，对于生活细节的重视，往往便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体现。孝宗即位当年秋季，曾欲建棕棚于万岁山，以备登临眺望。一个名叫虎臣的国子监监生上疏劝谏。国子监祭酒费訚恐怕招致圣怒牵连于己，将虎臣锁系于国子监树下，等候发落。不久，有锦衣卫官校将虎臣带到左顺门，皇帝传旨慰谕道：鈥溔粞允牵�棕棚已毁矣。鈥澐延澊蟾胁牙ⅲ�虎臣则因此名闻都下。

　　费訚并非趋炎附势的佞臣，为官政声不错，议论宏伟，耻言人过，朝臣多以公辅期之，但他的耻言人过中殊缺正邪之辨，又受成化末朝政之影响，与弘治初政颇不相合，倘若在成化政事中，他确有入阁为辅臣之希望，然而于弘治中，则必然无成。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孝宗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皇帝本人的自我约束了。

　　孝宗是一位身体孱弱的人，这可能与他幼年生活坎坷有关，但是他在历史上颇得鈥溓谡�鈥澲�声。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

　　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这种办法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来说，往往是颇见效果的，他居然这样支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惑帝，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孝宗游宴宫苑，习道家养身之术。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起，视朝渐晏，至十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最为突出。这一年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

　　旧制，内殿日再进奏，事重者不时上闻，又常面召儒臣，咨访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滞，有妨政体。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疎远，邪说得行。近闻有以斋醮修炼之说进者。宋徽宗崇道教，科仪符箓最盛，卒至乘舆播迁。金石之药，性多酷烈。唐宪宗信柳泌以殒身，其祸可鉴。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及内府番经厂皆焚毁无余，彼如有灵，何不自保。天厌其秽，亦已明甚。陛下若亲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庆，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说哉！自古奸人蛊惑君心者，必以太平无事为言。鈥︹��今承平日久，溺于晏安。目前视之，虽若无事，然工役繁兴，科敛百出，士马罢敝，闾阎困穷，愁叹之声上干和气，致荧惑失度，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兴妖，四方奏报殆无虚月，将来之患灼然可忧。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缄默。臣等若复不言，谁肯为陛下言者。

　　这份奏疏堪称言辞激厉了，目的在为恢复皇帝勤政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孝宗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太监李广，训诫道：鈥溄袢战补偎�指，盖为若辈，好为之。鈥澆⑶野杖ビ窝纭�

　　三月里一次经筵日讲之后，孝宗在文华殿又召见了内阁之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诸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孝宗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孝宗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山西巡抚的题本，涉及边事，孝宗向诸臣问道：鈥溣�提问一副总兵，该提否？鈥濃�湸耸虑幔�副总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挥以下三人可也。鈥澬熹叩却鸬馈ｂ�溔弧１咔槭轮兀�小官亦不可提耳。鈥澬⒆诳悸窃偃�，终于放弃了提问的念头。徐溥等人在礼部题本上拟批一个鈥準氢�澴帧ｂ�溙煜率乱啻螅�还看本内事情，若止批一鈥樖氢�欁郑�恐有遗失。鈥� 孝宗边说边取本复阅，看罢后说道：鈥準侵恍胍蛔肿阋印ｂ��

　　有时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鈥湸吮臼露啵�臣等将下，细看拟奏。鈥澬⒆谌粗髡啪痛舜�理：鈥溛氖樯卸啵�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鈥�

　　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弘治帝指着案上余本道：鈥湸私猿Ｐ惺拢�不过鈥樃醚妹胖�道鈥櫠�。鈥澲畛颊獠胚低犯嫱恕�

　　李东阳后在《燕对录》中写道：鈥溩蕴焖持两袼氖�年，先帝及今上之初，尝召内阁，不过一二语。是日经筵罢，有此召，因得以窥天质之明睿，庙算之周详，圣心之仁厚，有不可测量者如此。鈥�

　　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孝宗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小公主患水痘病死，太皇太后将其归罪于李广信奉左道，李广畏罪自杀，孝宗身边减少了个佞臣。弘治中得到宠任的太监有李广和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司礼太监萧敬历事英宗、宪宗诸朝，用孝宗的话说：鈥溝艟措匏�顾问，然未尝假以权也。鈥澰�因之一是萧敬谙习典故。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罢，尹直被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附名于徐溥、刘健诸正臣之后，窃美名以自益而已。弘治帝即位之初，丘濬以进《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四年（1491）入内阁参预机务；八年（1495）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而是年丘濬卒。终弘治之世，居内阁者仅此诸人。十一年（1498），徐溥以目疾乞归，刘健代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所奏请无不纳，呼为鈥溝壬�鈥澏�不名。

　　内阁的构成变化，也是孝宗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刘吉虽有鈥溋趺藁ㄢ�澲�号，以其耐弹闻名，终于五年（1492）被讽今致仕，也正在于此。

　　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王恕以正直入掌吏部，于宅门写道：鈥溗稳擞醒裕�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鈥澓笥忠耘砩匚�吏部左侍郎，皆不避权贵之人，一时请谒路绝。

　　刑部初用何乔新，也是以刚正闻名的官员，后虽遭刘吉等诬陷致仕，而代之者则彭韶。史书称：鈥溕剌安咳�年，昌言正色，秉节无私，与王恕及乔新称三大老，而为贵戚、近习所疾。鈥�

　　礼部尚书耿裕，为人坦夷谅直，谙习朝章。对时政之弊，多有陈言，后代王恕为吏部尚书，反对中旨内降授官，敢以疏争。为人公正，不偏于爱憎，自奉澹泊，家业萧然，以名德著称于时。六年（1493）改吏部后，以倪岳代为礼部尚书，晚年再代屠滽为吏部尚书，严绝请托，不徇名誉，也是名声甚好的官吏。

　　马文升有文武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成化末，官兵部尚书，遭李孜省谮，外调南京。这种清望极高的官吏，正适合于弘治之治所需，因此孝宗即位之初便将马文升调任左都御史，但马文升所长在军政，于是次年又有代余子俊掌兵部之任。十四年（1501）吏部尚书倪岳死后，马文升以高龄资深再掌吏部，虽已八十老人，遇事侃侃论列不少衰。马文升离兵部后，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大夏忠厚长者，曾言：鈥溇庸僖哉�己为先。不独当戒利，亦当远名。鈥澯盅裕衡�溔松�盖棺论定，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鈥�

　　又有老臣闵珪、戴珊，闵珪初任左都御史，后改刑部尚书，戴珊官左都御史，掌都察院，都是不畏权势，老成持重之人，且久居法司，熟于刑律，又廉介不苟合者。

　　又有儒臣丘濬，成化末为礼部右侍郎，掌国子监祭酒之事。孝宗即位，他进所撰《大学衍义补》，于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外，博采群书，补治国平天下之条目内容，得到皇帝赏识，擢升礼部尚书，并于弘治四年（1491）以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他死于弘治八年（1495），在阁仅四年，且与吏部尚书王恕不相得，言官对其颇有微词，但他为官廉介持正，一生好学，极负文名，也是弘治朝重要官员之一。

　　《明史》中对诸人皆有精辟评语，称：鈥溞熹咭钥砗裰�，丘濬以博综闻。观其指事陈言，恳恳焉为忧盛危明之计，可谓勤矣。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鈥澃�括李东阳在内，皆为鈥溍飨驮赘ㄢ�潯ｂ�溚跛№祈路缃冢�马文升练达政体，刘大夏笃棐自将，皆具经国之远猷，蕴畜君之正志。绸缪庶务，数进谠言，迹其居心行己，磊落光明，刚方鲠亮，有古大臣节概。鈥澯殖疲衡�溞⒆谥�为明贤君，有以哉。恭俭自饬，而明于任人。刘、谢诸贤居政府，而王恕、何乔新、彭韶等为七卿长，相与维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鈥�

　　弘治中兴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鈥溍饔刑煜拢�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鈥樜奁讲悔椋�无往不复，艰贞无咎。鈥欀�此道者，其惟孝宗乎。鈥澓椤⒂揽�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农民起义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难怪后世史家称之为鈥溨行肆钪麾�潱�以弘治朝为鈥溨行酥�世鈥潯�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

　　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人民的起义，给当时日趋激化的社会矛盾添了一把干柴烈火。直到成化中叶以后，这些起义才逐渐被镇压下去。这里还多亏一批有识之士，例如祭酒周洪谟的《流民说》，兵马司吏目文会的上疏，都是建议朝廷以抚代剿，而都御史原杰更是竭力于抚定流民，以致劳累而死。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

　　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弘治元年（1488），马文升初任都御史时曾陈时政十五事：鈥溠×�能以任风宪，禁摭拾以戒贪官，择人才以典刑狱，申命令以修庶务，逐术士以防煽惑，责成效以革奸弊，择守令以固邦本，严考课以示劝惩，禁公罚以励士风，广储积以足国用，恤土人以防后患，清僧道以杜游食，就怀柔以安四裔，节费用以苏民困，足兵食以御外侮。鈥潰�

　　这其实都是些人所共知的治国道理，关键在于统治者能否去施行。于是又回到了一个人事问题上。倘若还是那批权奸佞臣当道，再简单的道理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无非在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至于国家、朝廷、百姓，则无心顾及了。可喜的是孝宗一上台便有用贤去佞之举，这些显而易见的治国道理也便成为君臣共遵的原则。

　　这一年五月，史书记述说：鈥溂涡说疗疴�潯５�是这所谓的 鈥湹菱�潱�其实却是官。百户陈辅恃权横行，平日以盗贩私盐为利，事发被革官，遂招集亡命无赖，自造兵器，四出剽掠，郡县官吏置之不问。直闹到陈辅等人攻陷府城，占据府库，开狱放囚，抢得军器，在城中大掠一番，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件事对朝廷触动颇大。

　　这是一起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淮、浙盐政自成化年间为势豪所垄断，地方官府不敢得罪，每事姑息，终至酿成动乱。案件发生后，朝廷命彭韶清理浙江盐政，李嗣清理两淮盐政。彭、李均朝中正臣，严责地方，变更盐法，商人、灶户稍解抑配赔折之困，势豪之家始不得肆意与民争利。孝宗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

　　几个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朝廷截调湖广漕运米二十万石赈济四川，但不想湖广当年亦歉收无粮，转漕之事竟未能成。这时的新任四川巡抚为都御史谢士元，急檄设置流民收容济食之所，给符遣归。途经郡县验符给粮，孝宗又发帑金二万两，给饥民耕种之具。随着饥民复业，谢士元以行边为名，前往土番族地区，谕散其众。野王刚势孤，转入陕西、湖广交界一带，为郧阳巡抚戴珊与谢士元合兵镇压。这又是一起处理及时的事件。上赖于孝宗支持，下赖于谢士元、戴珊等人之尽力，四川大饥不乱，旧乱且平，又是弘治新政的作用。

　　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

　　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可道的官员为工部侍郎陈政，他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卒，这使孝宗深感忧虑。他自即位之初便着力于吏治，朝中多选用正人，但是治水之役却不比政务，如白昂性谦厚，有平恕老成之誉，治黄经年，工程浩繁却未见大成效，以致黄患复生。陈政受任于河道，以本职经理治河，刚刚渐次修举，却中年而卒，再选这样一位适任的官员，一时却无恰当人选。朝廷只好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这位年近花甲的老臣被擢升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

　　刘大夏，字时雍，华容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初选庶吉士，馆试后本应留翰林院授官，他却自请试吏，被授以兵部职方司主事，后升郎中。从刘大夏入仕的选择便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鈥溍飨氨�事，曹中宿弊尽革。鈥濃�溕惺橐兄�若左右手鈥潯５�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鈥溗�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鈥�

　　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鈥溦延︹�潯５剿脑录洌�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 6010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鈥満胫蜗窒筲�澲饕�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鈥溄袢绽罟悖�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鈥澙罟阄纷镒陨薄�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鈥溒�听生奸，独任成乱鈥澲�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0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鈥滊拚偾洌�卿数引疾，何也？鈥澚醮笙倪蛋荽鸬溃衡�湷祭锨也　Ｇ约�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鈥澓胫蔚畚�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鈥溦髁簿阌械保�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鈥� 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鈥溨刮狡洳痪∮谐６�，他固未暇论。鈥澚醮笙慕馐偷溃�鈥溂闯荚诠阄魅☆炷荆�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鈥澴魑�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鈥溔粝蛘哐灾�，固已停止矣。其他征敛，可一一议革也。鈥澬⒆谥荒芡期糜诔疾簧涎裕�君不悉知，但他也决心停止这些征敛。

　　几天后，围绕着民穷这一问题，孝宗与刘大夏又进行了第三次讨论。这一次谈话是从兵部事务开始的。

　　鈥溨钗浪�卒强勇可用否？鈥澬⒆谖省ｂ�溝蛘叱脊萄悦袂睿�而卒殆甚焉，何以作其锐！鈥澚醮笙闹靥崦袂睿�而这次更说到兵穷了。鈥溤谖烙辛福�戍征有行粮，何乃穷也？鈥澬⒆诙源烁�加不理解。鈥溄�南困转漕，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鈥澚醮笙牡莱隽肆餍械拿褚ィ�鈥溓宜�谓月粮、行粮者，半其帅共之，能无穷耶？鈥澒倮舻奶鞍�在地方在军中都是一样的。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像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孝宗不由叹息道：鈥滊拊谖痪貌荒苤�，何称为人主！鈥�

　　这次谈话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这不由又使人想到了当年的弘治初政。

　　孝宗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皇帝的心思。当时人称：鈥溕嫌爬翊蟪迹�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鈥樈�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鈥櫢鞘德家病ｂ��

　　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他召来刘大夏，告诉他：鈥湽�门岂外人可到？必内臣忿不得私役军为此耳。鈥澦婧笥治剩衡�湵�饷何以常乏？鈥澚醮笙恼�想趁此机会削去镇守太监，于是回答说：鈥湷嘉尴炯八�镇，即臣在广，而广之会城抚、按、总兵三司，不能敌一中贵人，饷何以不乏？鈥澬⒆诘比幻靼琢醮笙牡男乃迹衡�溔弧５谧孀诶瓷柚么吮惨丫茫�安能遂削之。今必令廉如邓原、麦秀者而后补，不然，姑阙焉可也。鈥澴源永罟阄纷镒陨保�查出文武大臣行贿册籍，中有鈥溁泼租�潯⑩�湴酌租�澲�记，实乃黄金、白银，孝宗便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于是又向刘大夏说道：鈥溨钏狙员渍�详矣，而不及御马监、光禄寺者何？夫弊莫甚于二曹。鈥濃�溕舷ぶ�幸甚。在独断而力行之耳！鈥� 刘大夏遂将光禄日办之烦费，损民财，生弊端，复亏上帝好生之德悉陈于前。此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孝宗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尤其是他身体状况不大好的时候，这种心情就表现得更加突出。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鈥溞檠陨杞�，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鈥澯纱酥钅诟�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至有密帖之谕。

　　大约弘治十六、十七年前后，孝宗一次单独召见刘大夏时曾提出：鈥準掠胁豢桑�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鈥澚醮笙娜慈衔�此举不妥。鈥湶桓摇ｂ�澚醮笙倪凳椎馈ｂ�満危库�� 孝宗颇为不解。鈥溝瘸�李孜省可为鉴戒。鈥濃�溓溆胛衣酃�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鈥濃�湷枷乱越姨�显行，是示前代斜封墨敕之弊。鈥澚醮笙娜衔�这种形式本身便有弊，鈥湵菹乱嗽斗ǖ弁酰�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鈥潯Ａ醮笙奈抟墒钦�确的，孝宗不得不为之叹服。

　　但是，孝宗希望的是实现治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按说应该可以有所成效，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他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和戴珊这两位最为信重的大臣问及此事：鈥溛沤窬�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鈥澕鼻兄�情，溢于言表。鈥溓笾我嗄烟�急。鈥澚醮笙娜暗溃衡�湹�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鈥澱馐呛芰�统的回答，因为在那种情况下，谁都无法知道怎样去实现那理想的太平盛世，或许那永远就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画饼而已。

　　孝宗也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

　　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孝宗召见刘大夏和戴珊面议政事后，让人拿来两锭银子，说道：鈥準鲋罢呒�矣，大臣皆杜门。鈥澊蟪级琶牛�是为了防止朝觐述职官员行贿，但对刘、戴二臣，孝宗是了解的，他动情说道：鈥溔舳�卿，虽开门延客，谁复以贿赂通也。鈥澮幻娼�银锭分送二人：鈥溞∽舳�廉。鈥澆⑶抑龈浪�们：鈥溛尥⑿唬�恐他人或觖望。鈥�

　　这时的刘大夏仍然没有摆脱孤立的廉正，他的清望愈高，人们愈感到难相匹比，也就会愈加挑剔。孝宗则愈加给予保护。

　　而此时，刘大夏与戴珊毕竟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戴珊因老病而求去官归乡，孝宗没有准许，他于是求刘大夏帮助请求。鈥溓渖汉呜角笕ィ库�澬⒆谌匀幻挥凶夹碇�意。戴珊不敢回答。鈥溕菏挡　ｂ�澚醮笙氖芘笥阎�托，只得代为申解。

　　孝宗看着眼前两位老臣，心情颇不平静。鈥溨魅肆艨图幔�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鈥澦底牛�他不禁泪珠滚落。刘大夏与戴珊伏地而泣，再也无话可说。两人在出宫路上默然良久，最终是戴珊开口道：鈥溗来斯僖印ｂ��

　　这已经是孝宗朝最后的四五个月。这位多病的皇帝与衰老的大臣依然在蹒跚中挣扎着。

　　兴革与法祖

　　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初七（辛卯），三十六岁的孝宗与世长辞。他在弥留之际给太子的最后嘱咐，是鈥湻ㄗ嬗孟外�潯�

　　后人给予孝宗颇高的评价，许多史家将弘治朝看作是鈥溨行酥�世鈥潱�英年早逝的孝宗本人则是鈥溨行肆钪麾�潯Ｕ庑┏朴�使人感到信服的最突出一点，也正是以孝宗与周围臣僚组成的群体，一个明君贤臣的群体。这便是孝宗遗嘱中所说的用贤。有这样的明君，又有如此众多的贤臣，孝宗理想的治世本来应当是可求实现的，但是他为什么最终仍是遗憾而去呢？所谓的鈥溨行蒜�潱�其实质又究竟如何呢？这还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

　　明朝经洪、永、熙、宣四朝盛世之后，到正统渐入中衰。北方对蒙古族各部逐渐失去控制，到鈥溚聊局�变鈥澓螅�更由相持转而采取退守；朝廷内则出现宦官专权，朝政废怠，吏治日趋败坏；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土地兼并造成农民失业流亡，起义时有发生，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都开始出现问题。在这江河日下的变化中，明朝的社会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被人称作积弊，然而事实却并不那么简单。

　　大约天顺间，一个名叫叶盛的官员被留宿在翰林检讨钱原溥家中。次日清晨一个名叫张士谦的官员应约前来，随后又来了一位相士。相士对张士谦端详良久，道：鈥湸舜笕似缴�不得弟兄气力鈥潯Ｕ攀壳�大笑道：鈥溛嵊览种形�进士、庶吉士、中书舍人，时年向壮，有志文翰，昼夜为人作诗写字，然未尝得人一叶茶，非如今人求乞一诗，则可得一贽见帨帕。向非吾弟贸易以资我，我何以至今日耶！鈥澮妒⒔�此记下，并评说道：鈥溔�五年前，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润笔银二三钱可求，事变后文价顿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迄今犹然，此莫可晓也。鈥澥卤洌�即指鈥溚聊局�变鈥潯Ｓ纱硕�观之，到景泰、天顺间，风气颇有所变。永、宣之世，文翰无杯茶之谢，清要之职的官员，若无经商之兄弟资助，便难存活，这种情况在天顺后则十分罕见了。宣德中还有人上书请增文官俸禄，以免其贫饥窘迫之状，这情况到天顺后亦不再得见。

　　从明朝全国情形来看，自从宣德中屡次减苏松等地重赋，正统中又命改部分官田依民田起科，国家赋税虽然锐减，民间却得少苏，社会生活也从此变得丰富起来。

　　到成化年间，国势虽不见稍有好转，官民对于奢富的追求则日见迫切，官员固然以多种手段以补俸禄之入，民间弃本逐末，以经商致富者也是与日俱增，富裕起来的官民送银钱于寺观，祈报行礼。时人亦慨叹之为鈥準北溻�潯�

　　那时代确然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成化中，太监张敏卒，其侄太常寺丞张苗倾尽赀财上献，想要求官侍郎。成化帝道：鈥溍绫居沙胁睿�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援南京三品。鈥澗沟媚暇┩ㄕ�使。太常寺丞为太常寺次职，六品。张苗得此官已是凭借张敏荫袭，但他居然能够倾赀打通关节，骤升三品，这已绝非吏制之正途。一时间士大夫与杂流混于朝廷内外，风气大变。明朝人记述当时情形时说道：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

　　这当然是一种混乱。但是若从另一角度来看，其所乱的还是旧有的封建秩序，而且士大夫子弟与各种杂流共处于官场，人们渐渐要对此习以为常了。

　　这也是权势与金钱的一种结合，这时的官员不再需要兄弟经商的资助，而经商的兄弟也想出赀过一过官瘾了。

　　这些变化首先发端于宪宗时，以中旨授传奉官，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随后又开设皇庄。有的官员批评他：鈥溙熳右运暮Ｎ�家，何必与民争利？鈥澤闲邢滦В�自宪宗时笼田产以自私，戚畹、中贵及豪强之家纷纷占据闲旷之地，日久闲旷之地既尽，便渐而占及民生田地。在宫中宠信万贵妃，任用宦官，汪直、梁芳等先后宠幸，至于东厂外又设西厂，士大夫、官吏、军民尽在其侦刺之列。但是与历朝情况所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极端专制的特务机构，并非出于宪宗本人专制统治的需要，而主要出于宦官们的弄权，东、西厂的所为，宪宗往往并不知晓。

　　说来宪宗倒是个处世比较宽厚的皇帝。汪直虽然专横，小中官阿丑却能谲谏其间。他于皇帝前扮演醉酒之人，胡言谩骂。旁边有人言：鈥溂葜痢ｂ�澦�却依然如故。又言：鈥溚籼�监至。鈥澰蚧琶ψ弑埽�边道：鈥溄袢说�知汪太监也。鈥澯惺彼�也扮作汪直的样子，手执两柄大钺在宪宗面前舞动。旁边人问：鈥溔绾危库�澰虺疲衡�溛峤�兵仗此两钺耳。鈥澪屎晤幔看鸬溃衡�溚踉健⒊骂嵋病ｂ�澩踉健⒊骂崾峭糁币揽康牧矫�大臣，因附汪直而颇遭时论所讥。其实王越在当时确属少有的军事人才，不拘小节，性格豪纵，用财若流水。据说他曾赴秦王筵，有美妓数人乐奏侍宴，王越竟将其乐妓乞归。一夕大雪，他围炉饮酒，诸妓拥琵琶侍，一小校侦察回，陈敌情。话未说完，王越大喜，亲自以金卮酌酒送上，命妓弹琵琶侑酒，即以金卮相赐。待到小校陈述敌情毕，王越更喜，指妓中绝丽者，对小校道：鈥溔舻么撕稳纾库�澬⌒；炭中还�。王越却大笑，并以此女相赐。这虽然出于王越的性格与作风，却也是当时官吏生活之写照，追求奢靡已为时尚。《明史》中说：鈥溤皆谑保�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鈥澊�统道德观念这时似乎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有力量了，像万安这样道貌岸然的内阁首辅，居然不断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并以此固宠，这也堪称亘古未见的奇闻。

　　陕西巡抚郑时劾论太监梁芳被贬黜，陕民哭送，消息传到宪宗耳中，他颇感后悔，特斥传奉官十人，系狱六人，下诏命以后传旨授官必复奏。成化后期，内帑累朝所存七窖金银俱尽，宪宗对梁芳与韦兴说道：鈥溍臃燕�藏，实由汝二人。鈥澪ば瞬桓一鼗埃�梁芳辩解道：鈥溄ㄏ粤楣�及诸祠庙，为陛下祈万年福耳。鈥澫茏谔�罢很不高兴，只说道：鈥溛岵蝗晗荆�后之人将与汝计矣。鈥澓笾�人，便是当时为太子的孝宗。果然，孝宗即位后便开始着力于改变这种混乱。

　　其实在孝宗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依然照成化的旧政发展下去。这在当时也并非不可，因为成化之政虽多弊端，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二是改变成化旧政，革除弊端。当时的种种历史机缘，使孝宗采取了后一条路。

　　对于孝宗的做法，史书中是多予肯定的，或称之为鈥溔褚庑烁镡�潱�或称之为鈥湻ㄗ嬗孟外�潯Ｕ饬骄浠昂苣芨爬ê胫沃�政的特点，因此所谓弘治中兴，其实质也正在于此。孝宗和他身边一批贤臣的动机自然是兴利除弊，但是他们所认为的弊端，不仅包括秽浊的朝政，实际也涉及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孝宗本人与身边的大臣都是一批遵循传统道德规范的人，他们想要改变弊政的办法便是法祖，也就是去追寻祖制。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味去追寻祖制，必然是强令这些变化回归到旧有的轨道上去。

　　孝宗的用贤是颇著于史册的，诚然弘治朝多正人，仔细看看这支贤臣队伍时，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支何等老化的队伍。

　　第一位被启用的大臣是吏部尚书王恕。他被启用时已经七十二岁。兵部尚书马文升当时六十二岁。礼部尚书丘濬七十岁，弘治四年（1491）他入阁时已七十四岁。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任兵部尚书时六十七岁，左都御史戴珊小大夏一岁。内阁的几名成员相对要年轻一些，成化朝保留下来的内阁首辅刘吉六十一岁，徐溥六十岁，刘健五十五岁，李东阳于弘治八年（1495）入阁时四十九岁。就当时任官年龄来看，他们都属于老臣之列了。这便是当时用贤的原则。

　　孝宗曾经对刘大夏与戴珊说过：鈥湺�等与各科道官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留。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二司官，先当以此辈黜陟停当。尔珊更慎择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鈥澱庖饧�无疑是对的，慎选巡按御史，才能保证朝廷政令行之于基层。那么到底选什么样的人出任巡按御史呢？对此弘治帝与刘大夏、戴珊另有一段谈话。

　　鈥湺�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鈥澬⒆谖省ｂ�溛匏�，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责成之。鈥澚醮笙幕卮稹ｂ�溤鹬�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鈥澬⒆诟�强调巡按的人选，鈥湺�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鈥�

　　选老成有识量者，目的在于求得办事的稳妥。这与明初设置巡按御史的初意略有不同，刘大夏所称鈥溛蘧媒唬�不掣肘鈥澞耸浅跎柚�用意。但御史多年轻进士，敢言敢为，则有轻躁之嫌。用老成之人，与朝中倚用老臣其意是一致的。

　　然而，自成化以来，社会已隐然欲变，孝宗的兴利革弊，已必然涉及这些变化，任用老臣及老成有识量之臣，则更将对这些变化起到遏制作用。法祖与用贤在这里巧妙地统一了起来。

　　既然要法祖，就必须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于是在孝宗与诸老臣们的努力之下，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

　　明代的官书修纂，除去历朝实录外，所修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国初，以修纂史鉴书为主；

　　二是前期，以修纂一统志为主；

　　三是中叶，以修纂典章制度书籍为主；

　　四是后期，以修纂改订制度书籍为主。

　　从这四种不同类型修纂情况不难看出，明初的修纂是以训戒为目的；前期的修纂则以成就为目的；中叶，也即弘治时期，则主要是为总结与追寻旧制，以整顿为目的；后期已无法控制社会改变，加之嘉靖、万历亦有变更祖制之意，其所纂多变更，目的亦在变化。由此可知，弘治朝是在集前朝之大成了。

　　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问刑条例》和《大明会典》，此外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孝宗在《御制明会典序》中写道：

　　我圣祖宗百有余年之典制，斟酌古今，足法万世者，会粹无遗矣。特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俾自是而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由朝廷以及天下，诸凡举措，无巨细精粗，咸当平理而得其宜，积之既深，持之既久，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雍熙泰和之治，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必将有赖于是焉。

　　《大明会典》开局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成书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此前曾有《问刑条例》，成于弘治十三年，而《皇明条法事类纂》中所记止于弘治九年。

　　《大明会典》本于洪武中所修《诸司职掌》，其意还在追寻旧典，会辑于一，以便遵循。尽管时代已过百年，尽管一切都有所变化，过去的典章已不适用于此时，但是没有人能够去批评这种做法，因为这是出于明君和贤臣。传统道德观念在这里再次产生了作用，正人所为必正。

　　例外的情形不是没有的。

　　弘治五年（1492）十月，户部尚书叶淇上奏：鈥溓胝偕棠梢�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鈥澮朵康恼夥葑嗍柙斐闪擞忻饕淮�盐法的变化，故史称之为鈥溡朵勘浞ㄢ�潯�

　　这是顺应当时形势之举。明初的盐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鈥溕倘烁氨吣闪福�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鈥澦孀派唐肪�济的发展，改纳银粮换引为纳银，是大势所趋。依靠商人运粮来解决边储只是权宜之计，何况其数量本来就十分有限，无法解决边储之需。改纳银中盐代表了大多数盐商的要求，也使他们在行盐过程中减少了权势官商限制的环节，其中虽有弊端，却是时势所迫，亦不失为救弊之策。

　　但是，这种因时顺势的变化却招来一些莫名其妙的非议。居然有人批评说，这是因为叶淇系淮安（今属江苏）人，盐商皆其亲旧，为保护盐商利益而为。

　　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明朝盐商，非仅淮商，况且当时行盐主要靠盐商，但由于权势把持，则盐法不行，地方私盐泛滥，国家无利。即使保护盐商利益，实际上也便是维持正常行盐，保护一般商人利益，总比听任权势官商肆意营私要强。幸得叶淇其人颇有情操之名，史称：鈥滀烤踊Р苛�年，直亮有执，能为国家惜财用。鈥澮云淙绱耍�尚有毁誉之辞，足见当时变革之艰难。似乎只有一切恢复祖制才是好的，殊不知时势已然变化。

　　后世的史家有人便看出这中间的问题，说道：鈥溡朵空偕棠梢�之议，论者多咎其更开中法，以致边储日匮。而不知明代边储之匮，自在屯政不修，而不尽关于盐法。其盐法之坏，又在势家乞中，而不关淇之变法也。盖产盐有盈有绌，边地不能悬知，则但知召商开中而初不为支盐计。故守支之弊，在永乐时已所不免。逮宪宗之世，势家争先奏乞，所赐盐引动以万计，且计其越场支盐，不限年次。于是商人益困守支，而盐亦壅阏不行。夫商人挽输数千里外，守支至数十年之久而不得盐，及既得盐，复为奏乞盐所壅阏而不获速售，然则商人之病开中亦极矣，虽日下令招之，其谁应哉！淇中报中之急，乃为更制以利商，商利则报中多，报中多则国课裕，是亦救弊之策也。鈥澱馐堑比嗣蔷�历了明清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以后的认识。但叶淇在当时，他却不得不乞休归乡。

　　历史就是这样，当人们看到时弊流行时，他们往往会回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却不大肯去冒风险在未来中探寻除弊的方法。改革家实在太少了。当正人君子们围绕在弘治帝周围时，像叶淇这样敢于变革的君子实在是寥如晨星。

　　这便是弘治中兴的基点。这也不能不使人感到那中兴之世却带有着浓厚的保守色彩。

　　正因为如此，弘治中兴也就必然有明显的局限性和阶段性，一旦孝宗本人及周围大臣出现变化，这中兴也便结束了。

　　孝宗死后，武宗以年少即位，信用宦官刘瑾，弘治旧臣受到排斥，内阁仅李东阳未去职。李东阳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物，一方面他追求旧有传统，凡是刘瑾改变的旧制，他尽量弥缝其间，多所补救；法司欲以新例处理案事，他以鈥溔缡窃虬倌曛�案皆可追论鈥澪�由，从中阻止。另一方面，由于他年龄相对较轻，较其他老臣能够顺应时代变化，他罢政居家时，请他撰写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他也便以此收取润笔，颇资家用。据说一次夫人给他备好纸墨，他却略有倦色。夫人笑道：鈥溄袢丈杩停�可使案无鱼菜耶？鈥澯谑嵌�阳乃欣然命笔。这很有些桑悦、唐寅之类才子的味道，他已经很自然地适应了这种文化商品化的潮流。

　　这已是正德中，弘治中兴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一切都开始走上了混乱无序，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