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话(3)

　　恐怕答案依然是否定的，至少可能说难度极大。这当中又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

　　首先，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依然没有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而“执政党”“与革命党”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所做的是“争取一切反对者的支持”，而后者则要求“打倒一切反对的力量”，如果说前者与反对者的关系是“求同存异”，那么后者恐怕则是“你死我亡”。执政党参与的是政治博弈的游戏，革命党进行的是成王败寇的战争。因此，一旦批评者的声音过于刺耳，或者批评的矛头指向执政者，“革命党”会极为自然的将这些批评者视为政权的“癌细胞”而不是“白细胞”。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消灭“癌细胞”是革命者的唯一选择。这也就导致，在当时不论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如何小心谨慎地批评执政的中共，最终被定性为“敌人”的命运几乎无可避免。只要执政者不摆脱“革命党”思维，那么他们就只能不停地将“白细胞”误判为“癌细胞”杀死，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体质”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其次，说尽管八大上宣布了阶级斗争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始终没有被放弃。而通过最近几十年不断的梳理和反思，我们应该看到，1956年的苏联(当然也包括当时的中国)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劳动人民人性的“无私”精神之上的乌托邦。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才会出现大集体和人民公社这类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产物。这条路失败了就像我们当年的人民公社，成功了就是“文革”或者纳粹。

　　我们也看到，在后来不论是苏联(以“解体”的方式)还是中国(以“改革开放”)的方式，实际上都在社会管理的操作层面上放弃了集体主义，不能不说是个进步。

　　历史虽然可以假设，但我们也都明白，历史不会重来。1956年的“春光”没有延续下去，而“八大”之后的“九大”则标志了另一种现实。以史为镜，以史为鉴，万望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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