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赋税与财政

　　明末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进行了猛烈的冲击。清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济上的措施主要是扩大耕地，恢复生产（见上节）。财政上的措施则是所谓鈥溓後姹「斥�潱�鈥溣朊裥菹⑩�潯�

　　清王朝的额定财政收入，在开国初期每年为一千四百余万两，与明朝万历以前的岁入，约略相当。顺治后期，增加到近两千万两。其后逐步增加，康熙时期已超过三千万两，到乾隆时期则突破四千万两，较顺治时已增加一倍以上。而实际的开支，则远远超过这些数字。顺治后期，额赋收入还不到二千万两，兵饷支出已增至二千四百万两，全部收入支付军费，尚不足四百万两。康熙平定三藩之后，军饷支出仍达一千四百万两。乾隆一朝的经常军费支出，每年多的达一千八百多万两，少的也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经济研究所抄档，俸饷（十七）（一）一九七）临时的军事开支，则又倍蓰于此。包括多次不义战争在内的所谓乾隆鈥準�全武功鈥潱�每次耗费都是盈千累万。嘉庆一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军费支出，就达到两亿一千万两，为前所未有。一次战争，等于消耗了国家五年的财政收入。

　　这种局面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使赋税正额不足以应付王朝的需要。特别是乾隆一朝，既要应付日益增加的庞大开支，又要维持国库充盈的虚假体面，于是日益乞灵于正额以外之加派。而加派手法之恶劣以及对人民负担和整个经济所造成之严重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在清王朝的各项税收中，田赋（包括漕粮）收入约占四分之三，盐课、关税及其他杂税收入约占四分之一。名义上课税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和商人，但在实际征收中，主要的负担，落在农民以及其他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身上。地主和商人，特别是其中的豪绅地主和大商人，在这个政权下面，有各种途径逃避应征的课赋。

　　（一）清王朝的鈥溓後姹「斥�澱�策

　　清初的所谓鈥溓後姹「斥�澱�策，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一、蠲免明末加派；二、新增人丁永不加赋；三、摊丁入地；四、蠲免钱粮。这四项中，前两项被认为是直接减轻人民负担的积极措施，摊丁入地是进一步使人民的财政负担趋于合理化，而普免钱粮则是在减轻人民财政负担的基础上的额外优惠。

　　一、关于蠲免明末加派

　　所谓明末加派，是指万历末至明亡二十多年间为应付辽东战争和镇压农民起义而对田赋、关税等的加征，包括所谓辽饷、剿饷和练饷的加派。摄政王多尔衮说，这是要取消鈥溊髅褡钌踱�澋拟�溓俺�弊政鈥潯Ｊ率凳牵呵宄�入关定都北京以后，各项税收原定按照明末数额征收，由于当时的赋役册籍，在战争中大部散失，仅存万历时期的会计簿，只好按万历旧额征收，免除明末加派。这种措施，显然不能持久。因此，清王朝的官方文告，虽然声称所有加派，要鈥溇⌒谢沓�鈥潱�甚至要以鈥溕蔽奚忖�澙闯椭吴�溍苫毂墩麾�澋墓倮簟５�是，这种动听的言辞，并不能改变鈥湵墩麾�澋氖率怠Ｋ持卧�年（一六四四）鈥溡磺屑优删⌒蓄妹忖�澋幕耙舾章洌�清王朝就马上改口，说什么明末加派，鈥溤�非尽派之民间鈥潱�鈥溡肆苛襞烧麾�潯Ｓ赦�溇⌒蓄妹忖�澋解�溋苛襞烧麾�潱�前后不过一年。而顺治元年刚刚禁革明末对各省常关加增的税额，不出三年，就在原额之外，又加上鈥溙炱簟⒊珈醯菰龆钍�一半征收鈥潯�

　　在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下，顺治元年的规定对不少州县而言，只是一纸具文。在华北，顺治后期河南巡抚贾汉复就公开承认刊造赋役全书之时，并没有按照豁免的规定 鈥溎ザ郧宄�鈥潱�以至河南一省所征田赋多于正额者，鈥溍恐菹夭幌掠�千累万鈥潯Ｔ诮�南，康熙初期江宁巡抚汤斌还未赴任，就有人告诉他：那里承明积弊之后，田赋之重，鈥溡蝗缤�时鈥潯Ｊ率瞪希�清王朝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它所宣布的对明末加派的豁免，而且还不时加上新的额外征派。康熙前半期用鈥溤菁尤�饷鈥澋拿�义，曾经多次进行加派，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当有些地方请求豁免时，户部还以鈥溦魇沼敫髦菹赝�，不便独蠲鈥澪�辞，拒不批准。

　　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说明加派的豁免，并没有普遍和彻底的执行。而且，即使认真执行，所蠲免的，也只限于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加派。事实上，明王朝的赋税加派，从嘉靖朝就已经开始，到了万历末年，也就是清王朝引以为征税根据的那一年，田赋加派总数就在五百二十万两以上，相当加派以前正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显然，这五百多万两的加派是被清王朝当作正额加以征课的。因此，即使承认加派已尽行蠲免，清王朝的赋税征课也只是比明末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有所减轻，和嘉靖以前比较，人民的负担，反而增加了三分之一。

　　二、关于鈥溞略鋈硕∮啦患痈斥��

　　鈥溞略鋈硕∮啦患痈斥�潱�是从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开始实行的。它规定丁赋的征收，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这一措施曾经被说成是鈥溣惺槠跻岳次从兄�旷典鈥潯�

　　丁税和田赋，在摊丁入地以前，是两个并列的征课项目。田赋按亩征课，丁税则计口征收。由于丁税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无地农民，为了拒纳丁银，往往被迫逃亡。这种因人丁逃亡而征不足额的情形，从清初至康熙五十年间，始终存在。在鈥溩躺�人丁永不加赋鈥澋拟�溭�令鈥澲校�康熙也承认一户有五、六人，只有一人交纳丁税，有九丁、十丁之户，也只一、二人交纳丁税。这说明，在颁布鈥溭�令鈥澲�先，丁银之未能足额，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为了达到足额征收的目的，清王朝订了不少奖惩措施。如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规定编审户口，要鈥溨鹄镏鸺祝�审察均平鈥潱�鈥溔缬幸�匿捏报，依律治罪鈥潯？滴醵�十五年（一六八六），又将编审限期缩短，凡新增之丁隐匿不报者，也依律治罪。在奖的方面，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规定鈥溨菹毓俦嗌蠡Э冢�增丁至二千名以上，各予纪录鈥潯？滴醵�年（一六六三），更扩大范围，只要有一州一县增丁二千名以上，从州县官、道府、布政司直至巡抚总督，统统准予纪录。然而，即使这样奖惩兼施，效果还是非常微小。一直到康熙颁布鈥溞略鋈硕∮啦患痈斥�澋拟�溭�令鈥澲�前一年，各省编审人丁，仍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地方官未尝不力求足额，免干罪戾。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直隶灵寿知县陆陇其就承认：从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到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这个县载在赋役全书的人丁，增加了九八七丁，而实际审定丁数，却少了五六九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鈥湵嗌笳呶┛植坎担�要求足额鈥潱�且又恐仅如旧额，犹不免于驳，鈥湵厍笃渖砸娑�后止鈥潯Ｕ庋�的严攫遍索，而仍然不免于征不足额，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些没有交纳钱粮的余丁，决不像康熙所说，是在鈥溣庞蜗芯逾�潱�鈥湽蚕戆怖肘�潱�而正像陆陇其所说，他们已经是鈥溊嫌孜蘖⒆垛�潱�鈥溙油鑫拮偌ｂ�潯�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如果认真执行，当然有减轻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新增人丁，自此不再交纳丁银。但是，它同时又有增加人民负担的一面，因为如果人丁减少，丁银却要维持常额，不能相应减少。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户部议定的执行条例中，规定了鈥溞略鋈硕〔棺憔扇倍钍�鈥澋木咛灏旆ǎ阂换е�内，如同时有新增之丁和开除之丁，即以所增抵补所除，如新增之丁不足以抵补开除之丁，即以亲族之丁多者抵补；又不足，即以同甲、同图之粮多者顶补。这种办法，就连为清王朝唱赞歌的人也加以非议，认为这是鈥湺〉估刍В�户倒累甲鈥潱�鈥溤诠傥街�补，在民谓之累鈥潯�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新增人丁，应除之丁根本不予开除。如云南省，一直到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实行摊丁入地之前，鈥湸绱�尺土鈥澲�丁，鈥溗淅喜」示�，编审时从不除减鈥潯�

　　三、关于鈥溙�丁入地鈥�

　　所谓鈥溙�丁入地鈥潱�是将原来按人丁所征之税摊入地亩。这个办法，在康熙后期，即已试行于少数地区，而其正式施行和推广，则在雍正初年。在此以前，无地之丁虽然不交田赋，但须交纳丁银。摊丁入地之后，则无地之丁，并丁银亦不必交纳。

　　摊丁入地是丁银征不足额的必然后果。王庆云在《熙朝纪政》一书中说道：丁银鈥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鈥潱豢梢员Ｖも�湵＜孜藜跄洌�里户不逃亡鈥潯Ｕ饩椭っ髑逋醭�之所以改行摊丁入地，是为了丁银的征收得到足额的保证，更有效地使农民附着于土地。

　　虽然如此，摊丁入地仍然不失为一项积极的措施。这不仅因为实行摊丁入地之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免除或减少丁银的负担，而且由于逃亡人口的减少，对发展农业的生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丁银是力役的代金，在丁银与田赋分别征收之时，鈥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鈥潯Ｌ�丁入地以后，丁徭与地赋合一，无地农民理应别无徭役。可是，在丁银摊入地亩之后，却又留了一个鈥湵嗌笕硕∫怨┎钜垅�澋奈舶汀Ｒ簿褪撬担�丁银摊入地税，并不意味着地方差役摊派的停止。于是，口头上鈥溍衲傻囟≈�外，别无徭役；官有兴作，悉出雇募鈥潯Ｊ导噬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对力役之征，照旧鈥溣懈肮χ�差鈥潱�而田连阡陌的富豪之家，反得依仗权势，鈥湶挥Σ钺驸�潯�

　　可见摊丁入地的实际施行，并不像官书中所渲染的那么鈥湽�平至当鈥潯５�是，即使这样，它也受到鈥溣刑镏�家鈥澋牡种啤Ｔ谟赫�元年（一七二三）开始实行摊丁入地时，有人就料到鈥溣辛χ�家鈥澋拟�溩瓒翕�潯Ｉ轿魇〈佑赫�九年（一七三一）开始试办，一直到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全省一百零四州县中，丁粮合一者，只有四十一州县；丁粮分征者，仍有二十六州县；其余三十七州县，有的只将丁银一半或三分之一摊入地亩，有的将丁银统按下下则征收，以余额归入地亩。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要遵循鈥溣刑镏�家所加者无多鈥澋拟�溋挤�美意鈥潯Ｕ�由于此，摊丁入地，延续了一个很长的过程。贵州至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才开始通省施行，山西则迟至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还在鈥湸蔚诓榘焘�潱�而吉林省有些地方，一直到光绪八年（一八八二）还在等待地方官来鈥溙�丁于地，以甦民困鈥潯�

　　四、关于蠲免钱粮

　　蠲免钱粮被认为是清王朝的鈥溈醯溻�澲�一。康熙六十一年中，蠲免钱粮鈥溣幸荒觐眉笆�省者鈥潱�也有鈥溡皇×�蠲数年者鈥潱磺�隆六十年中，四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普免各省漕米。封建王朝企图以此证明鈥湵『Ｒ谡祝�并裕仓箱鈥潱�为鈥湽沤竦谝蝗收�鈥潯�

　　事实上，蠲免钱粮证明了鈥湶⒃２窒溻�澋姆疵妗�

　　钱粮的蠲免和积欠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康熙帝一再蠲免，可是雍正帝临朝第一年就查出江苏一省的田赋积欠，有八百八十八万两之多。乾隆帝四次普免钱粮、三次普免漕米，可是当他刚刚让位于嘉庆帝时，却亲眼看到天下积欠达到两千多万两。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也曾普免一次天下钱粮，那次蠲免的数额，共计二千一百二十九万两，为数不为不巨。但就在这个时候，各省积欠钱粮至二千五百万两之多。蠲免二千一百万，原来是因为已经积欠了二千五百万！

　　和 鈥湶⒃２窒溻�澫喾矗�蠲免钱粮绝大部分是和灾荒连在一起的。什么样的灾荒，才得幸邀蠲免，是由皇帝决定的。顺治十年（一六五三），曾规定四分灾可以蠲免田赋的十分之一，五分以上的蠲免十分之二，八分以上蠲免十分之三。到了康熙十六年（一六七八），却改为最高只能蠲免十分之二，五分以下，则改叫鈥湶怀稍肘�潱�不在蠲免之列。雍正八年（一七三○），河南全省水灾，祥符、封邱一带农民至鈥溌裟信�鈥潱�而清王朝的统治者却认为鈥準滴闯稍肘�潱�钱粮仍照额完兑。

　　对于蠲免，不但皇帝可以随手高下，而且经征官吏，可以任意侵吞。顺治时期，地方官私自征收蠲免钱粮，已经大量暴露。康熙时期，每逢蠲免，甚至在履亩踏勘，造报被灾分数，题请蠲免之前，地方官已将本年钱粮鈥溓闷巳�完鈥潯Ｕ庵智樾蔚钠毡榇嬖冢�连清王朝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鈥溣蓄妹庵�名，而民不得实惠鈥潯�

　　即使蠲免钱粮，鈥溍疋�澋昧耸祷荩�这个得了实惠的民，主要也不是真正贫苦的农民。康熙帝就直认：鈥溙锬抖喙殓粕鸷栏恢�家，小民所有几何？从前屡颁蠲诏，无田穷民，未必均沾惠泽。鈥澢�隆帝也说：鈥準淠汕�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鈥澘滴跛氖�九年（一七一○），为了使所谓鈥湹杌д炊麾�潱�户部议了一个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的办法。可是只维持了二十五年，就改为酌量宽减，鈥湶槐叵薅ǚ质�鈥潯Ｈ绻�佃户不依，就要鈥溨我钥棺庵�罪鈥潯Ｇ�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又重新规定，鈥溡祷д疹檬�十分之四减佃户租，可是不过二十年，又改回鈥湼骶鸵抵髑樵糕�潱�不必定以限制。可见三七开也好，四六开也好，都没有能够维持多久。

　　即令这些规定完全兑现，佃农所能得到的实惠，也非常有限。鈥溙镒庖皇�，税粮三升鈥潯Ｒ簿褪撬担�佃农交纳给地主的田租，相当地主交给官府的钱粮的三十三倍。然而钱粮蠲免，却倒过来了，主七佃三，或主六佃四，而这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就叫做鈥溇�平无偏，乃为有益鈥澚恕�

　　（二）清王朝的财政加派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顺天府尹李天浴说：鈥溦魇找�粮，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鈥澥�九年（一六八○），御史许承宣也说：鈥溄袢罩�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鈥濃�溄袢罩�商贾，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鈥澙钐煸『托沓行�的所谓鈥湶豢噔�潱�虽然是掩饰之辞，但是他们的侧重点，却击中了清王朝财政税收的要害。

　　一、加 派

　　马克思说：东方专制国家的财政司，就是鈥溓缆颖竟�人民的机关鈥潯７饨ㄍ醭�的赋税加派和浮收，本可以赤裸裸地进行，但清王朝为着粉饰它的所谓鈥溙�平盛世鈥潱�在进行赋税的加派和浮收时，却需要一些掩盖手法。

　　首先，某些加派，往往是在整顿乃至革除加派的名义下进行的。耗羡归公，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耗羡是征收田赋的一种附加，是在弥补镕铸征收散碎银两的火耗的名义下创设的。对于这种附加，清王朝最初也曾表示要严行禁革。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明朝降臣骆养性请每两加火耗三分，还被斥之为鈥溙袄坊�弊鈥潯Ｈ欢�，这种积弊，事实上并没有禁革。到了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已由三分变成二钱、三钱乃至四钱不等。这一笔为数可观的耗羡，一向归州县支配，一部分入州县官吏的私囊，一部分以规礼的形式进了上司的口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在鈥溙蕹�积弊鈥澋拿�义下，加以整顿，实行耗羡归公，用这笔钱作为地方官吏的所谓鈥溠�廉鈥澓兔植箍骺罩�用。很明显，这种整顿只是把不合法的加派变为合法的正项，原有的加派，并没有丝毫减少。不仅如此，变加派为正项以后，又出现了新的加派；变规礼为养廉以后，又出现了新的规礼。雍正帝在实行耗羡归公的第三年说道：钱粮火耗，地方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必重治其罪。这说明此时已经有了加重征取。在实行之第五年又说：国家既给养廉，地方官有再私收规礼者，一律鈥溨弥�重典鈥潯Ｕ馑得鞔耸币延兴绞展胬瘛Ｇ�隆帝在即位的第三年（一七三八）也说：自各省题解火耗，优给养廉之后，州县官何得再暗地重耗，以为自润之计！这说明此时已经有了鈥湴档刂睾拟�潯Ｎ迨�年（一七八五）又说：直隶各省积欠耗羡，此非州县私自挪移，即系吏胥从中侵蚀，鈥溒窨梢怨倮糁�所欠，复向小民催征滋扰？鈥澱馑得麾�湸哒髯倘赔�潱�已经指向鈥溞∶疋�潯Ｋ�有这些官样文章，并不能掩盖加派之外又增加派的事实。

　　不仅加派改为正项以后，可以出现新的加派，而且新的加派又寖假而成正项，复在新的正项之外又出现新的加派。四川、江西、甘肃等省征收田赋，在耗羡之外，又有 鈥湴抵屑又仃�头鈥澲�所谓鈥溒接噔�潯Ｕ庵肘�溒接噔�潱�在雍正以前，似乎还只是鈥湴抵屑又剽�澋模�到了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四川巡抚硕色向皇帝陈奏了这件事，奏章中写的是每百两提解六钱，鈥湷涓餮妹殴�用鈥潱�实际上是每两加至一钱有余，即每百两提解十两以上。这件事公开以后，乾隆帝表示鈥湶皇ずб焘�潱�要永行革除这一耗外鈥溄荒芍�项鈥潱�办法是鈥溩裾照魇涨�粮之天平法码，制成划一戥，饬令各州县确实遵行鈥潯Ｖ劣谧裾漳囊恢痔炱椒�码，是鈥溂又仃�头鈥澮郧暗模�还是加重以后的，没有讲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鈥溒接噔�澆⒚挥幸虼巳∠�，而是在不久之后，变成了正项。因为第二年就出现了鈥溄�解部减半平余扣存司库，以备荒歉应用鈥� 的鈥溭椭尖�潯？杉�在此以前，这个鈥溂醢肫接噔�潱�必已上解户部，并随即在鈥湵富拟�澋幕献酉拢�变成了正项。

　　四川的鈥溒接噔�澅涑烧�项以后，是否接着产生新的加派，还没有见到文献上的记载。但是，在云南和鈥溒接噔�澩�样是鈥湷涓餮妹殴�用鈥澋囊恢侄钔饧优赦�斺�斺�湽�件鈥潱�却证明旧的加派变成新的正项以后，确确实实又产生了新的加派。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云南巡抚杨名时曾鈥溄�原定公件统加复核，留必须之用，其余题报归公鈥潯６�实行的结果：归公以后，公件鈥溩�成厉阶鈥潱�有司鈥溣诘胤接Π旃�事，不免复派鈥潯�

　　类似这样的加派，是不胜枚举的。中央有鈥湶糠砚�潱�地方有鈥溕璺ㄢ�潯９阄饔锈�溇�平鈥潱�江西有鈥溄夥砚�潱�陕西有些州县鈥溗脚擅�色不下三十余项鈥潱�直隶有的地方正赋每亩一钱三分，而什派鈥溍恐寥�四钱鈥潯Ｗ苤�，鈥溣幸幌钫�供，即有一项加派鈥潱�层出不穷。

　　其次，清王朝的加派，有的是在科取所谓正额以外的盈余的名义下进行的。关税盈余，就是一例。关税的盈缩，随货物流通的消长而定，本来不可律以固定的数额，更无所谓额外的盈余。清朝初年，也曾一度取消所谓定额。顺治七年（一六五○），就曾规定以后关税不必定额，鈥溈钟杏嗾咦匀螅�不足者横征鈥潯？滴跛哪辏ㄒ涣�六五），还曾鈥湴粘樗耙缍钜樾鹬�例鈥潱�防止经征官吏以横征暴敛作升官捷径。应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规定。以后在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虽然有过一次反复，但在整个康熙时期，鈥湽夭羁寥∫缍睿�希图议叙鈥潱�仍然是视为禁例的。

　　关税盈余的正式解交，是从雍正时开始的。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江西巡抚裴■度把湖口关税盈余，悉数解交户部。对于这笔盈余，雍正帝一面告诫说：鈥溙榷钔獍�削商民，则断然不可。鈥澮幻婵浣彼担衡�溄袼暧�余，是尔等清厘所致。鈥澴炖锼碘�準�觉过多鈥潱�两只手却早已伸出去，照数赏收。

　　乾隆时期，盈余便和正项一样，成了关税必征的项目。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正式规定：各关盈余银两，必须与上年数目相仿。十四年（一七四九）更进一步规定，各关盈余成数，视雍正十三年短少者，各按数定以处分，并且鈥溣乐�为例鈥潯Ｓ煽滴醵�十六年的鈥溡榇σ缍钼�澋角�隆十四年的鈥溡榇θ倍钼�潱�六十年间，事情走向反面。

　　这个办法行之未久，即因鈥湼鞴刈啾ㄓ�余较雍正十三年有赢者居多鈥潱�于是又回到乾隆六年的办法，鈥溔杂肷辖煜啾冉镶�潯１砻嫔鲜欠乐顾袄翕�湸又星忠�鈥潱�骨子里是朝廷要尽量搜刮盈余。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又进一步改为与前三年比较。名义上只要不少于前三年中任何一年，即可核准报销，实际上变成以鈥溕先�届征收最多年份鈥澪�准，仍是尽量多要。作为对抗之策，关税经征人员则想尽各种办法，拉平各年税收，以尽量少交对付尽量多要。在对外贸易税收中心的粤海关，每当临近向北京解款之时，经常出现装卸船货、稽征钞税一概后延，进出口贸易临时中止的怪现象。其所以如此，就是着眼于拉平各年税收。这种手法，大概也为清廷所察觉。因此，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停止了乾隆四十二年的办法。将所有盈余数目，鈥溩弥卸ㄖ柒�潱�制成新定额，不再与上三届比较，而新定额以上之盈余，仍须据实报出。这分明是以多要对付少交的新手法，但却被说成是防止鈥溗救陡髟苯宥丝亮测�澋拟�溙逍翕�澊胧�。

　　总之，乾隆帝是百计搜求盈余于定额之外，嘉庆帝是千方追索已包括盈余在内的新定额以外之新盈余。定额之外有盈余，盈余之外，又有盈余，和正项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加派，如出一辙。

　　最后，清王朝还通过所谓鈥溦凵�鈥澋陌旆ǎ�进行额外的勒索征派。

　　所谓鈥溦凵�鈥潱�是以货币代替实物的交纳。以漕粮为例，清朝征收的漕粮中，大约有百分之十是折价征收银两的。这种漕折，一向被说成是清王朝减轻人民负担的鈥湺骰葩�潯Ｒ蛭�根据官方的规定，折价较低，而且固定不变。从顺治到道光，每石漕粮的官定拆价，虽然地区之间，各有高下，但始终在五钱至八钱之间，一般低于米粮的市价。因此，只有在交通阻滞，漕运困难，或灾荒欠收，无粮可交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种鈥湺骰葩�潯�

　　但是，官方规定的折价，只停留在纸面上。实际则米价变动，折价也随着变动，它不但不低于市价，反而三倍、四倍乃至五倍于市价。

　　顺治时，江西米价每石不满四钱，而漕折实际每石一两二钱，三倍于市价。

　　康熙时，江南米价每石不过五钱，漕折每石二两，四倍于市价。

　　乾隆时，各省漕折每石自三两数钱至四两数钱不等，而当时米价，低则不到一两，最高也很少超过二两。可见，纸面上的规定和实际的执行，根本是两回事。

　　在征收漕折中，还有所谓鈥溍裾酃侔焘�澋陌旆ǎ夯蛴烧垆钪菹馗傲俳�水次、运漕方便的州县，照额采购，交兑起运；或径由运漕方便的州县代办，再从该州县应交地丁银内照数扣除。这两种方式，都是在减轻人民负担的名义下采用的。但实际的结果，却与此相反。河南漕米自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实行鈥溍裾酃侔焘�潱�每石漕粮折银八钱。后来河南粟米市价下落，于是在八钱折价中，户部扣下一钱五分，只留六钱五分给巡抚买米起运，巡抚则鈥湻治�州县鈥潱�州县又鈥湼磁尚∶衤蚴溻�潯５酵防葱∶窕故墙坏乃诿祝�而户部经过一次鈥溍裾酃侔焘�潱�凭空每石得了一钱五分的额外好处。到了乾隆年间，河南粮价上升，这时一部分改征折色的漕粮，由临近水次，交通方便的州县代办。在粮价未涨之先，代办州县每运米一石，从应交地丁银内扣银六钱五分。粮价涨了以后，原扣地丁银两不敷办运，这时户部却不闻不问，扣银丝毫不添，运米一石不得短少。

　　清王朝的这种变相勒索，并不止于漕粮。在各种金属矿产中，贱价勒买、高价出卖，几乎是通例。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官钱局购买铜斤，当时市价每斤一钱六、七分，而官价只给六分五厘，连市价的一半都不到。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清王朝对云南所有铜矿，除征收百分之二十的鈥溈瓮�鈥澮酝猓�下余铜斤，全部官买，谓之鈥湽偻�鈥潯５笨竺褡员附欧寻砚�湽偻�鈥澰说绞〕牵�卖给官铜店时，每斤得银不过五分，而官铜店转手即以九分二厘出卖。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云南巡抚郭一裕把云南官铜的收买价格每斤提高了一分，可是就在同一时间，课铜的折价却比官铜的价格高出两钱以上。乾隆四十年（一七五五），贵州各水银厂折实抽课，实物折价，在当地交纳，却要按大大高于产地价格的汉口市价。凡此种种，说明清王朝利用价格的垄断加重财政的剥削，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

　　二、加派的后果

　　财政加派，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它不但直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在加重人民的负担方面，漕粮的征课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前面提到，漕粮的改折，使人民的负担无形中增加了几倍。事实上，占漕粮百分之九十的征实部分，所加于人民的实际负担更为惊人。

　　清王朝征收漕粮，年约四百万石。要把这些漕粮由南方征收地区通过运河运往北京和通州，就得加上以下七项费用。这七项无一不是正项以外的附加。

　　一、随漕正耗。这是备北京、通州两处米仓损耗和沿途运输折耗之用。运京仓的漕米，为正兑米，每石加耗二斗五升至四斗不等；运通仓者为改兑米，每石加耗一斗七升至三斗不等。

　　二、随漕轻齎。这是正耗以外的余耗，先期征解仓场，为转运脚价之费。每石正兑米加耗米一斗六升至三斗六升，改兑米加耗米二升，折征银两。

　　三、随漕席、板、竹。这一项包括漕船运粮需用的各项物料，有的征实物，有的折征银两，通算每石漕米征银大约八厘左右，合米一升左右。

　　四、行月钱粮。这是给运丁的口粮。按月发给，谓之月粮。每月八斗至一石不等，出运之日，另给行粮每名二石四斗至三石不等。行、月二粮合计，每名每年在十二石至十五石之间。每年运丁以六万计，运粮以四百万石计，平均每运粮一石，约征行、月银粮二斗。

　　五、赠贴银米。这是对运丁的津贴。正额高下不一，一般是鈥溛迕资�银鈥潱�即每运米百石，征银十两，米五石。折银易米，则每运粮一石，征米一斗五升左右。

　　六、厅仓茶果。这是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借修仓、造册费用而新加的一项额外需索。每仓以六十两为定额，每粮一石，征银约五厘，合米半升左右。

　　七、漕耗。这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借运丁津贴和州县兑漕费而新加的一项额外需索。每粮一石，征米一斗五升。

　　以上七项附加，平均计算，每运粮一石，附加也得一石左右。也就是说，七项附加，等于漕粮正项。

　　但是对交粮的农民而言，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还不止这七项明文规定的附加，而是并无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大量存在的各种苛征勒索。

　　在 鈥溗驿钫�耗鈥澲�外，有不见明文的鈥溦劭垅�潯⑩�溋芗忖�澓外�溙啧�鈥澋鹊雀∈眨辉诮蛱�运丁的鈥溞性虑�粮鈥澲�外，又有不见明文的鈥湴锒√�费鈥潱患扔凶ㄗ髟俗�费用的 鈥溗驿钋猃V鈥潱�却又在鈥溓猃V鈥澲�外，加上不见明文的鈥湺曳砚�澝�目；既有鈥溙�仓茶果鈥澋亩钔庑杷鳎�却又在鈥湶韫�鈥澲�外，增添各项鈥準狗砚�潯？梢运担�有一项加派，即有一项或数项额外加派。

　　这些额外加派，愈演而愈烈。

　　如果说，鈥溗驿钫�耗鈥澮酝獾母∈眨�最初还只限于斛面，那么后来就发展而为折扣；如果在乾隆中期，折扣还不过每石数升，那么经嘉庆至道光时，就已增至五折、六折，也就是鈥溄幻滓皇�，需米二石鈥潯�

　　鈥湴锒√�费鈥潱�以前每船不过百余两至二、三百两，后来则递增至五、六百两乃至七、八百两；最初还不过帮费一项，后来则进而发展为铺仓礼、米色银、通关费、盘验费等各色名目。

　　鈥湺曳砚�澰谒持文┠辏�每石不过征银五分，转眼之间，就加至一钱乃至四、五钱不等。顺治末年，它还被看作额外苛求而加以禁革，后来不但鈥湺曳砚�澝�目没有取消，反而私加至五六倍或七八倍不等。

　　载入明文的鈥溙�仓茶果鈥潱�每石不过五厘。而不见于明文的鈥準狗砚�潱�仅其中的鈥溠槊追砚�澮幌睿�就相当于鈥溙�仓茶果鈥澋囊槐丁ｂ�準狗砚�澔怪幌抻诓殖《栽硕〉睦账鳎�随后在仓场之外，又有领运官、押运官，以及沿途催儹、稽查官吏和淮安漕督衙门等一系列的勒索和苛征。

　　漕粮加于人民的全部负担，是无法精确统计的。但是，国家鈥溗赇罱�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鈥潱�鈥溍窦溆兴氖�之费，国家始有一石之用鈥潱�这在当时是众口一辞的。应该说，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其次，赋税的加派，不仅直接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必然要影响整个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它的最终结果，不仅恶化人民生活，而且恶化整个国民经济。盐税之于流通过程，矿税之于生产过程，是典型的事例。

　　清王朝的盐税，绝大部分是在包卖的基础上的课税。全国有两淮、长芦、山东、河东、两浙、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十大产盐区。每一产区有一定的行销范围，各销盐口岸，有一定的销盐数额，而销盐商人，也有一定的专卖权利，彼此不得逾越侵夺。盐课按引计算，每引盐斤，随地区和时间而不同，以三百斤至四百斤为最多。全国销盐额，在乾隆、嘉庆年间，达到六百四十万引左右，估计在二十亿斤以上。额收正课五百五、六十万两，每斤正课为三厘左右，和盐的场价，大体相等。

　　占全国盐税三分之一的两淮盐课，到了嘉庆末道光初年，销盐一百六十八万多引，应征额课一百八十万两，叫做鈥溦�款鈥潯Ｋ�只是鈥溦�课鈥澲械囊幌睢３�了鈥溦�款鈥澮酝猓�还有报解织造、铜斤、河饷以及其它杂款，共三十七万两，也属于鈥溦�课鈥澲�列。这样，鈥溦�课鈥澗屠┐笪�二百一十七万两。在鈥湺疃ㄕ�课鈥澲�外，还有所谓 鈥湺疃ㄔ涌吴�潯Ｆ渲卸嗍�是由陋规改成的正项，它包括内务府充公的节省银、各衙门充公的盐规以及办贡、办公俸饷、缉私水脚等项，合计达三百六十四万两，再加上陈欠带征九十万两，共计四百五十四万两，已两倍于鈥湺疃ㄕ�课鈥潯�

　　额定正课、额定杂课以及陈欠带征，都是额课以内的款项，是属于所谓国家应征的鈥溈圃蜮�潯８�据上面的统计，它一共是六百七十一万两。在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不属于应征科则的浮费和课税以外的所谓鈥溛鸭垅�潱�这是无法精确计算的。

　　在不属于应征科则的浮费中，有所谓扬州的公费和汉口的岸费。前者是维持扬州盐务衙门的各项浮支，额定摊派七十万两，实际上多至八九十万乃至百余万两。后者是维持汉口分销淮盐当事各衙门的浮费，原定每引带征六钱，实际上递加至八钱乃至一两四钱不等，总数也达到一百数十万两。

　　至于盐引的窝价，指的是领取包卖凭证的费用。商人请引行盐，必以窝单为凭，从而盐商除了按引纳税以外，还得花钱领窝。窝价名义上每引纳银一两，实际上每引值银自二两递加至三两不等，因此，鈥溡坏ブ�价，倍于正课鈥潯＜戳畎疵恳�一两计算，两淮行盐年达一百六十八万多引，窝价一项也就在一百六十八万两以上。

　　以上三项，只是主要的额外征摊，至于零星的浮费，是不胜枚举的。嘉庆十一年（一八○六）编纂的《两淮盐法志》中，正纲课目以外的各种加丁、加斤、养廉、饭食等杂项浮费，竟达九十二种之多。

　　不论是额定正课、额定杂课或者额外浮费，所有这些开支，最后全部转嫁到食盐消费者的身上。广大的消费者是怎样承受这一负担的，可以从淮盐的三种不同的价格进行一些窥测。

　　第一种盐价是盐场灶户卖给盐场场商的价格。嘉庆时，淮盐场价，每斤制钱一、二文至三、四文。按引计算，道光初期，每引约值银九钱至一两，至多一两四、五钱。

　　第二种盐价是场商在水运码头卖给运商的价格。这个价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二两六、七钱，至道光初期增至三两至四两左右。

　　第三种盐价是运商在销盐口岸所得的价格，这个价格，在乾隆后期，每引是十三、四两，至道光初期至少在十四两以上。

　　可以看出，从盐场到销盐口岸，盐价增加了十倍乃至十四、五倍。由盐场至运盐码头，路程不过数百里，而盐价陡增二至三倍；由运盐码头到销盐口岸，水程不过一两千里，而盐价又陡增三至四倍。这其中应当考虑到高昂的运输成本，但是赋税加派对流通过程产生的严重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至于赋税加派对生产过程的影响，可以矿业中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云南铜矿为例。清王朝对云南铜矿的课税，最初采取鈥溙�民开采，官收其税鈥澋恼�策。办法是指定矿山，招民煎采，所得厂铜，官收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其余听民自由买卖。这个办法开始于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四十四年（一七○五）起，改行所谓鈥湻疟臼胀�鈥澋恼�策。矿民入山，官厅发给铜本，所得厂铜，除抽税百分之二十以外，其余全部归官厅收买，从中扣还铜本。这个办法实行的时间最长，除了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和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三三）作过短期的变动以外，一直维持到道光时期。

　　在实行鈥湻疟臼胀�鈥澮郧埃�尽管课税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但是由于下余的部分，矿民得自由出卖，基本上能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行。因此，在开头的二十多年中，滇铜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的阶段，年产量由二十万斤上升到四百万斤以上。

　　实行鈥湻疟臼胀�鈥澮院螅�滇铜生产，从两方面受到打击。一方面官府收铜之时，加长秤头，任意克扣，矿民领百斤铜本，出铜以后，除了还铜本百斤、纳税二十斤以外，还要白交秤头加长三十斤。也就是矿民要交纳一百五十斤的厂铜，才能领到一百斤的官定铜本。另一方面，官府收铜之时，又尽量压低铜价。官铜店收铜价格，每斤不过五分，而一转手，即以九分二厘出卖。这实际上是变相的加派剥削。

　　由于这两方面的打击，云南铜矿在实行鈥湻疟臼胀�鈥澮院螅�生产一落千丈。到康熙末，产量由四百万斤直线下降到不足一百万斤。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全省矿厂共有十七处，而在其后十八年中报开的新厂，只有一处。原有各厂，名义上虽未封闭，实际上有许多确是鈥溇＜�丛生，阗然不见一人鈥澋摹�

　　面对这种形势，清王朝不得不对收铜的办法作一些改变。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将官买全部余铜改为部分购买，除鈥湵臼」闹�外，有余悉听民自卖不禁鈥潱磺�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又准许矿民固定出售余铜的百分之十。这两次改变实行的时间都不长，但多少给矿民以活跃生产的刺激。此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九年（一七五四）、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对收铜官价先后作了六次调整，每斤价格由最初的五分提高至七分。这样，云南铜矿才又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铜的产量，在雍正初年为一百多万斤，乾隆中期上升到一千四百万斤的新纪录。

　　但是，这个新纪录，也不足以说明真正的繁荣。在生产上升的同时，矿民对官府的所谓鈥湷�欠鈥潱�也在迅速增长。原因是：官收铜价虽然多次提高，却仍远远落在产铜工本的后面。根据当时熟悉滇铜的人计算，即使以最高官价抵算工本，厂民每纳铜百斤，还要亏本一两五、六钱，乃至一两八、九钱不等。完全依靠官本进行生产的厂民，在官价不付工本的情况下，只有将官本转为积欠，才能维持生产。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一），在不断加价声中，通省厂欠竟达十三万七千余两。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再一次进行加价。可是不过三年，清王朝刚把加价取消，厂欠就又堆积到十三万九千余两。

　　这种虚假的繁荣，也没有维持多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以后，采铜工本和官定铜价的差距，越来越大，以最高给价抵最低成本，纳铜百斤，还要亏本一两五、六钱。此后，云南铜矿产量，再也没有达到一千四百万斤的纪录，嘉庆年间，甚至降低到九百万斤的水平。

　　（三）清王朝的财政政策对各阶级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中，地主和商人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被剥削阶级的主体是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清王朝的财政政策不能不影响着各个阶级、集团在财政赋税体系中的地位。

　　一、地主和农民

　　地主和农民是封建社会中两个直接对立的阶级。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拥有各种特权。这种特权在赋税方面的表现，如优免赋税、包揽钱粮等等，是十分突出的。对于这种特权，清王朝建立统治以后，表面上似乎在逐步加以限制。早在顺治五年（一六四八），还承袭明朝旧制时，就颁布了优免绅衿粮役的条例。顺治十四年（一六五七）加以改变，规定鈥溩砸黄饭僦辽�员吏承，止免本身丁徭，其余丁粮，仍征充饷鈥潯？滴踉�年（一六六二）实行鈥溗匙�法鈥潱�规定鈥溕瘃泼窕В�一概编入里甲，均应徭役鈥潯？滴醵�十九年（一六九○）更规定绅衿户下有诡寄地亩、不应差徭及包揽他户地丁银米，从中侵蚀者，照鈥溒垡�田亩例鈥澊�理。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进一步规定贡监生员等绅衿包揽钱粮，以致拖欠者，鈥溇�黜革治罪鈥潯７泊酥种郑�似乎表明清王朝在认真执行均赋均役，剔除豪富包揽侵占积弊的政策。但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均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康熙二十七年（一六八八），河道总督靳辅说过这样一段话：鈥溡�占田亩，唯山阳最多，有京田、时田之分。时田一亩纳一亩之粮，系小民之业。京田四亩纳一亩之粮，皆势豪之业。鈥澮�占田亩山阳最多，这等于说别的地方也有，不过不如山阳那么厉害。靳辅的话，只有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即隐占田亩，并不限于山阳，但山阳并不一定是最多的地方。就在同一时间，同在江苏境内的苏州、无锡、太仓、常熟、吴江、昆山等州县，就出现过大量的田亩隐占。在这些地方，拥有大量土地的官僚地主徐元文、徐乾学一家，把自己的土地填入别人名下，每年拖欠钱粮，以势欺压，终不完纳。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小民之业，一亩纳一亩之粮，是根本得不到保证的。嘉庆年间，鈥溄�苏省有贫民，地无一廛，每岁纳粮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有地只数亩，每岁纳粮田银十余亩至数十亩不等鈥潯５笊�劣监之米，即令鈥溕�合不足，米色潮杂，亦不敢驳斥鈥潱�而鈥溋忌葡缬蕖⒘阈切』В�虽加至五、六，而不敢违抗鈥潯Ｕ庵智榭觯�当然也不限于江苏一省。在安徽的寿州、新分、凤台等地，在雍正年间，就已有鈥溙锔诚�混，等则莫辨鈥潱�鈥満狼考娌ⅲ�愚懦包赔鈥澋认窒蟮拇罅看嬖凇Ｕ饫锏拟�満狼库�澓外�溣夼斥�潱�就是田多粮少的地主和田少粮多的农民。

　　至于均役，那就不但不见之于实际生活，而且在纸面上的条例中，也是不彻底的。康熙初期，虽然规定绅衿和民户鈥溡宦杀嗳肜锛祝�均应徭役鈥潱�实际上鈥溕瘃苹�下地亩，不应差徭鈥潯Ｓ赫�时期，又正式恢复鈥溕瘃朴琶獗旧硪欢♀�潯Ｇ�隆时，进一步规定鈥溡磺性由�差徭，绅衿例应优免鈥潯Ｊ率瞪希�即使一切徭役均按田亩多寡分派，也是徒托空言。因为由官来分，鈥溄�惟胥吏之操纵鈥潱挥擅窭捶郑�鈥溄�惟豪右之指挥鈥潯Ｈ怂�诟病的鈥溙锕椴灰壑�家，役累无田之户鈥潱�在一切徭役按地分摊以前，固然是这样，在按地分摊以后，仍然是这样。在绅衿有优免特权之时，固然如此，在所谓取消优免之后，亦复如此。

　　地主豪绅对赋税之包揽侵蚀及其与官府之朋比分肥，更是加派浮收的必然后果。在漕粮征收中，被称为鈥溕鸸麾�潯⑩�滖品蒜�潯⑩�溍壮驸�潯⑩�湽仍翕�澋暮郎鸬刂鳎�鈥溞�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鈥潱�始则包揽挜交，继而讹索漕规，鈥溁蛞蝗硕�幻作数名，或一人而盘踞数县鈥潯８髦菹刂校�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驯至鈥溤谡魇涨�粮时，置之号籍，每人应得若干，按名照给鈥潱�视为成例，以鈥溝缋锴罾柚�膏血鈥潱�供鈥湽偕瘃憷糁�赃私鈥潯�

　　由于豪绅地主的包揽分肥来自清王朝的横征暴敛，所以对于这种现象，不是任之而不能禁，就是禁之而不能止。康熙三十四年（一六八五），曾一度严包揽纳粮之禁，对大户包揽钱粮，不容小户自封投柜之弊情，要地方官题参治罪。可是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却又明定附纳之例：鈥湻残』�钱粮数在一两以下者，附大户投柜。鈥�

　　二、商 人

　　商业是为封建主利益服务的。地主和商人都是靠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寄生的。他们需要把剩余产品在他们内部加以分割，这种分割当然不可能是和谐的。

　　封建王朝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总代表。在分割这种剩余产品时，封建王朝处于主动和支配的地位，而商人则处于从属和受支配的地位。但是，在封建社会中，商人是社会财富的一般形式鈥斺�敾醣易时镜拇罅坑涤姓摺Ｋ�们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封建王朝在实现其分割剩余产品时，往往需要商人的帮助。在这方面，剩余产品的分割，又表现得颇为和谐。清王朝在赋税方面和盐商的关系，就是如此。清王朝的所谓鈥溞羯题�潱�有以下四项：

　　加斤鈥斺�斒逞蔚恼骺危�以引为单位。所谓鈥溂咏镡�潱�就是增加每引的重量。康熙以前，即曾有过加斤，但每次加斤，课税也随之增加。雍正以后，开始加斤而不加税。乾隆时期，加斤频仍。从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至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十五年中，两淮盐引，曾加斤四次，每次加斤，都不加课。此外，还有一项变相的加斤，即所谓增加卤耗，这也是乾隆时期一项经常的鈥溞羯题�澊胧�。从乾隆二年（一七三七）至二十一年（一七五六），二十年中，单就两淮而言，就进行过六次。以后商人借口卤耗加斤，更贿赂官吏重斤夹带。康熙时期，每引至多二百九十四斤，至乾隆而达三百六十四斤。加斤而不加课，这对商人自然有很大的好处。

　　加价鈥斺�敹杂谏倘死此担�盐价的高低是盈利大小的关键。只要盐价提高，商人并不在意税课的加重。两淮盐商为了维持高价，在清王朝增引加课之时，甚至情愿带课而不行盐，可见盐价对商人利润的重要。对于食盐的价格，清王朝表现得非常慎重而不轻易增加。雍正帝说：鈥湶坏媒�定盐价以亏商，亦不得高抬时价以病民。鈥澢�隆帝也说：盐价增加，鈥溊г谄睹疋�潱患吻斓鄱晕�持盐价的稳定，表现得更加坚决，说什么鈥溎�可使帑项有亏，而断不肯朘民以益帑鈥潯５�实际上，食盐的价格仍在不断地上涨。汉口盐价，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曾议定每包（重八点二五斤）价钱时以一钱一分九厘为率，最贵不得过一钱二分四厘。嗣后递年增长，至乾隆五年（一七四○），每包加至一钱八、九分，至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达二钱九分，较雍正时期增长一倍以上。

　　缓征鈥斺�斠皇窃ぴ艘�盐的缓征，一是盐课的带征。原来盐课一向分三次完纳，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商人借口运河挑浚，阻塞航道，须提前运盐，资金周转困难，于是始定凡预运引盐，缓征一、二两次课税，统于第三次一并完纳。后遂为成例。这项缓征，因为只限于预运盐引，数量不大，还不引人注意。缓征的主要部分是盐课的带征。所谓带征，是将当年应征而未完的课税延长上缴期限，延长五年叫做分五年带完，延长十年叫做分十年带完。这种带征，最初只限于正课，以后则扩大到盐商的报效、公捐的交纳和官款的偿还，最后形成巨额的积欠。

　　借帑鈥斺�斣谘紊套时静患讨�时，清王朝常发库存帑银交盐商领借，以资周转。这种办法，也盛行于乾隆时期。乾隆一朝，仅两淮一处，就先后借帑十次，总数达二百一十多万两。以后按引酌借，视为成例。嘉庆六年（一八一○），规定每年以一百二十万两为限额，鈥湸刮�定例鈥潯�

　　清王朝对盐商的这些优待，当然不是白给。它从盐商那里，也曾得到回报。归纳起来，也有四项：

　　报效鈥斺�斞紊讨�报效，始自康熙而盛于乾隆。它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乾隆一朝，盐商在军需、助赈、助工、备公的名义下进行的捐输，仅两淮一处，就有三十七起，总数达到二千八百五十多万两。这个数目，十倍于康熙时期全国一年的盐课收入。

　　帑息鈥斺�斍逋醭�对盐商发借库款，反过来盐商又付给清王朝以高额的帑息。有时盐商对官府的报效，又反过来作为官本，借给盐商，也收帑息。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清王朝命两淮盐政备银十万两，长芦盐政备银五万两，交盐商生息，以备乾隆帝巡游的挥霍。当时两淮没有余款可解，盐政吉庆献策说，淮盐众商情愿每年公捐银两十万，公领生息，以五年为期，每年息银归入本内，一并营运。期满之后，留银六十万两，永作本银生息，余银解交内库。一文不出，本息全收，算得是名副其实的无本生涯。

　　预纳鈥斺�斣谘我�滞销之时，盐官照顾盐商，准其缓纳税款，分年带征；而在拨解紧饷，无法应数之时，盐商也往往成全盐官，由商凑款赶课，谓之鈥溤つ赦�潯Ｕ庋�，一方面暂时弥补了库款的亏虚，一方面又长久保住了盐官的考成，好处是明显的。

　　分润鈥斺�敼倭胖苯臃秩笱紊痰挠�利，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康熙时，刑部尚书徐乾学就曾被人揭发私交银两给盐商做生意。乾隆时，山东济东道张体仁也被人揭发让子侄出面行盐，鈥溇庸倌怖�鈥潯Ｔ谇�隆朝做过户部侍郎的裘日修和嘉庆时的户部尚书戴衢亨，都是长芦盐商的儿女亲家。此后，形成鈥溠挝褚还伲�或与商人联姻换帖，或与商人伙本行盐鈥潯９佟⑸瘫愠梢惶濉�

　　商人给官的这些好处，也不是没有回报的。例如预纳盐课，就不仅从官那里得到贴息，而且还可以得到减纳的优待。同时一经预纳，又可用手本开载预纳银数，呈官钤印，等到商人亏乏之时，即以钤印手本质钱，辗转抵押，纠葛不清，最后亏的还是库款。

　　盐商报效，名为鈥溡蚬�抒诚鈥潯⑩�溗曛�国用鈥潱�实际上以空数上报，而先由运库垫解，从无年清年款，以至最后逋欠累累，阴亏正课。占两淮盐商报效首位的军需捐款，在乾隆一朝为数一千四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商人交出的现款，不过一百万两，其余全由公库垫解。名为按年带征归款，实际一直挂在账上。

　　并不是所有的盐商都能同官府保持这样密切的联系，享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无论是鈥溁赫麾�潯⑩�溄栲�鈥潯⒒蜮�溂咏镡�澤系闹亟锛写�、鈥溂蛹垅�澐矫娴穆⒍涎我�，所有这些好处，都首先落在大盐商的手里。至于和大官僚联姻换帖、伙本行盐、朋分盈利的，更是盐商的上层头面人物，获利自然更大。

　　在两淮盐商中，向有所谓鈥溩苌题�澔蜮�湼僮茆�湹纳柚谩Ｋ�们的数目，由官府选定。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定为二十四人。雍正以后，增为三十人。这二、三十个人实际上掌握了整个淮盐的营运。他们一方面是鈥溩手匾�多鈥潱�为散商所信赖的富商，所有贩运淮盐的商人，都必须附在一个总商名下，行盐迟早，惟总商是听。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所谓鈥溣掠谌问骡�潯⑽�官府所倚重的豪商。所有官府一年应征盐课，都由总商鈥湷晒艽咦封�潱�解款虚盈，唯总商是问。他们在官府与散商之间，对上则借承交赋税之机，挥霍库款；对下则借包揽盐引之势，勒索众商。这种亦官亦商的地位，不仅微本小商望尘莫及，就是一般场商运商，也不能望其项背。

　　由于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这种差异，不但见之于盐商，而且也见之于其他商人。江苏浒墅关征收关税，有梁头、小贩之分。梁头系按船只大小征税，其对象是拥有商船的大商人；小贩则按货征税，其对象为一般行商负贩。两种课税，轻重悬殊。雍正初年，豆税一项，小贩每石纳银七分，而载重二、三千石的梁头，每石纳银只合二分六厘，相去近三倍。淮安关征收关税，关吏在正税上无法高下其手，则在正税以外之鈥準狗砚�澤希�玩弄花样。商人纳税，凡商货在百担以上的，正税一两，加鈥準狗砚�澃饲�，而小贩零星货物，正税一两，鈥準狗砚�澣醇又烈涣健Ｐ∩绦》芳绺好琢覆患耙皇�者，例不纳税，而淮安关则鈥湻灿屑绺好资�过关者，并不放行，俟再有一、二肩负米石者来，将二、三人之米合算成石，令二、三人公同上税鈥潯：苊飨裕�在大盐商那里，亏空公帑虽千百而逍遥法外；在小商贩这里，缴纳税赋虽升斗而锱铢必较。

　　三、农民以外的劳动群众

　　在清王朝的财政赋税体系中，全部赋税的最后负担者，除了农民以外，还有一批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他们主要是被称为鈥溈蠖♀�潯⑩�溤疃♀�澓外�溤硕♀�澋拇邮驴�矿、制盐和漕粮运输的手工业劳动者。

　　这些手工劳动者中，矿工人数最多。云南铜矿每一矿区，鈥湸笳咂淙艘允�万计，小者以数千计鈥潱�鈥湻嵌辣旧砬蠲瘢�凡川、湖、两粤力作工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鈥潯９愣�省各种矿的佣工，在雍正时期，不下数万人。这个省北部的一个偏僻小县阳山，在康熙时期就集中了很多来自邻县乃至邻省的矿工。估计清代前期矿业中的劳动者，至少当在百万以上。盐场劳动者的数目，也很可观。仅两淮一处，康熙时期，被称为鈥溤疃♀�澋难喂ぃ�当在十万左右。加上捆工、箕秤、鉤槓、杴帚等辅助工，又不下数十万人。这两部分劳动者，在乾隆中期，为数在五十万以上。四川井盐，在十九世纪初期，单是井工一项，估计将近二十万。至于漕粮的运输，也拥有大量的劳动者。清代漕船数目，原额有一万四千五百号，实际上每年从事运输的船只，在六千至七千号之间。每船运丁十至十二人，总数当在七、八万之间。加上运丁所用的水手、舵工、纤夫等，又八、九万人。两者合计，当在十五万以上。

　　所有这些劳动者，都遭受严重的剥削，生活在极端穷困的环境中。这里仅从清王朝的财政赋税的角度，看一看他们身上承受的重担。

　　关于矿业劳动者的情况，在清代的矿业中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型，但大量的矿场，仍然保存着旧的剥削方式。这里的雇佣，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领取工资的雇佣，有的地方叫鈥溤禄钼�潱灰恢质强蠊こ隽Γ�矿主供给饭食，共同分配产品的雇佣，有的地方叫鈥溓咨礅�潯Ｔ诤笠恢中问街校�矿工和矿主的关系，实质上近于佃户与地主的关系。而这种形式，在当时某些矿区中，往往占据主要的地位。因此，矿工遭受的剥削，本来就是很严重的。

　　在这种严重剥削的情况下，清王朝的赋税政策，加重了矿工的负担。如上所述，清王朝对于某些矿产的征课，除了抽税以外，还采取收购产品的政策。由于官定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所以矿场中，经常发生私卖活动。官府为了防止私卖，就对矿场的生产，进行严格的控制。如云南铜矿中，每炉起火，必须请得官府印票，无票不得起火。熄炉时，官府遣役看守，铜一出炉，即押赴官所称兑。在鈥溓咨礅�澲频奶跫�下，矿工在遭受矿主严重剥削之后，手中分得的产品，一方面必须以低价卖与官府，另一方面，生产又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希图在官府规定之外，进行额外的生产，以改善自己处境的道路，又被堵截。因此，矿工除逃亡到官府力量暂时达不到的荒山峻岭，从事私挖以外，只有饥饿和死亡，几乎没有别的出路。

　　在盐业中，也有官发薪本，或拨给煎盐所需草荡，由灶户煎盐办课的。以全国最大的盐区两淮而言，这里的盐户，基本上是个体生产者。每灶一丁，办盐十三引，每办一引，给草荡十三亩。灶户所得之盐，只能卖给场商，不许私卖。灶户和官府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灶户对官府分给之草荡，必须鈥湴吹赐昴杀旧�引盐鈥潱�官府对灶丁，实际上是地主对佃户。另一方面，灶户卖盐与场商，必须按照官府批准的价格，更不许有鈥溚嘎肚楸租�潯７苍罨�烧盐，必须逐时呈报，鈥満似淇�煎、熄火之候，较其盐斤多寡之数，务使尽入商垣鈥潯９俑�对盐产的控制，采取了与矿产同样严密的手法。盐户的处境，与矿丁并无二致。

　　在灶盐必须卖与场商的条件下，盐户的命运基本上控制在场商的手里。盐尚未煎成时，灶户为了?口，不得不以在野之青草荡，向场商典借高利贷，当其辛勤煎得之盐刚一出灶，还没有来得及易银买米，商人便已鈥湷秩�向取以抵旧欠鈥潯Ｔ罨Ш统∩痰墓叵凳牵涸罨�需资，场商则鈥湻爬�图扣鈥潱辉罨�卖盐，场商则鈥湼∈绽諕踱�潱辉罨а味啵�场商则鈥湷思奔�买鈥潱辉罨а紊伲�额引亏短，场商则鈥溣忠月┧节弥钤罨р�潯Ｔ诠俑�和场商的双重剥削下，灶户处境的悲惨是不言而喻的。清初，一位熟悉灶户生活的诗人写道：鈥湴淄吩罨У筒莘浚�六月煎盐烈火旁鈥潱�鈥溩�思烈火与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鈥潯ｂ�溩痴吡骼肫�故乡，灰场蒿满无池卤鈥潯Ｊ率嫡�是这样。海州徐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八百五十，其后相继流亡，至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只剩一百三十四丁；莞渎盐场，原额办盐灶丁一千五百，在康熙七年（一六八八），已全部逃亡，后虽陆续召徕，至乾隆四十年，也只恢复到四百五十六丁。可见，灶户也和矿丁一样，多有逃亡。

　　在漕粮运输线上，清王朝对挽运漕粮的所谓运丁，采取了军队的编制。为封建王朝直接服役的运丁，和其他劳动者比较，有许多特殊之处，但就主要方面来看，他们仍然是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他们和漕运线上的纤夫、水手，同属于当时广大的水陆运输劳动队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采取军队编制的运丁，有十分严密的组织。全国运漕有五十四个卫所，卫所之下分帮，每帮平均有船五、六十只。挽运漕粮的运丁，每四年或五年一编审，轮流领运。编审的重心是鈥溓宀橐�匿，勾稽潜逃鈥潱�必使归卫以备签运。这就是用强制的力量，维持漕运人员的编制，强迫运丁负担漕运的劳役。

　　对于这种封建的劳役，清王朝也规定有所谓津贴和报酬。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行粮、月粮、赠贴银米的发给，这是最主要的一项。其次是准许运丁随船携带定量的免税货物，进行贸易，叫做鈥溚烈蒜�潯Ｓ赫�以前，每船准带土宜六十石。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以后，增为百石。第三是分派屯田，作为赡养运丁之用，叫做 鈥溂仆吞�运鈥潯Ｍ吞锘蛴稍硕∽约褐匆担�或由卫所按亩收租，津贴出运的运丁。平均每丁可摊屯田二、三十亩至五、六十亩不等。

　　乍看起来，运丁的经济状况，似乎很不错了。他既有固定的行粮、月粮，又有随船土宜的附带收入，还有屯田的补贴收入。特别是后来在行、月钱粮之外，还有帮丁贴费，而运丁向兑漕州县勒索帮费，且为人所诟病。但是，所有这些，改变不了运丁的艰难处境，也改变不了运丁基本上处于受剥削、被鱼肉的劳动者的地位。

　　首先，在三项收入中，前两项并不全归运丁所有。行、月钱粮包括领舵水手雇募之资，屯田收入包括修造船只津贴之费。运丁个人所能分到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土宜收入很不稳定，运丁在佥造、领运、追比积欠之余，往往无力置办。至于运丁在三项收入之外，还要向兑漕州县勒索人所诟病之帮费，则是他们本身承受官府剥削的自然结果。从承运漕粮起，到运抵仓场止，运丁要承受一系列大小衙门的剥削勒索。承运之时，有卫官、帮官常例，有粮道书办常例，有府厅书办常规，还有令箭牌票的差礼，行月钱粮的勒靳。过淮之时，则有鈥溁�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鈥潯Ｖ恋植殖≈�日，又投文有投文之费，过坝有过坝之费，交仓有交仓之费。统计由起运到交仓，勒索的关卡凡十九道，勒索的名目达一百零五项之多。当时有人说：鈥溩灾菹厥又�鈥潱�诚然鈥溤司�为刀俎鈥潱欢�鈥溩跃�、通视之，则运军为鱼肉鈥潯Ｔ硕♀�溣闳忖�澲菹兀�这当然又增加州县对广大农民的鱼肉，但运丁之所以鈥溣闳忖�澲菹兀�则是因为他们受京、通的鱼肉。这说明运丁和广大农民，同样处于被损害、被鱼肉的地位。

　　至于粮船雇用的水手和纤夫，他们的地位，更等而下之。在统治者的眼中，他们是鈥溛抟抵�民鈥潱�鈥溚绱乐�辈鈥潯９俑�对他们的生活，从来不加过问，而对于他们的反抗，则残酷镇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患病医药或身故丧葬，都必须从自己所得的雇值中，按名提扣，而他们的反抗只要是集众在十人以上，为首的就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总起来说，地主和农民相对立，整个剥削阶级和劳动群众相对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是这样，在封建政权的财政体系中，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