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给我的幸与不幸(2)

　　解放初期，出版总署决定翻译出版《达尔文全集》，由副署长周建人先生董其事，周建老又通过吴晗先生找我协助进行。很快我和周建老、方宗熙就把《物种起源》翻译出来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同时《全集》其他著作的组稿工作也顺利完成，三联书店并且发出了“新书预告”。不料 1957 年“反右”风暴把我卷入其中，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于是停职反省，我却借此空闲时间译完了达尔文的巨著《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下卷，约 30 余万字，蒙科学出版社好心的编辑黄宗甄先生以我心爱的小女儿的名字出版，因为“右派”是不得“乱说乱动”的。从此，《全集》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便被搁置下来了。

　　我这个“右派”是怎样被揪出来的呢？起因是：当时我所在的单位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一位很有成就的农业化学家陆钦范先生，他写了一个小册子，名曰《抛砖集》，是讨论我国人口问题的。他说，如果我国不节制人口，任其膨胀下去，必将招致大祸，同时批判了人多好办事的说法，于是提出“一个家庭二孩制”的主张。这本小册子，由他自费印刷，广为散布。后来人们都说，“陆大傻子花了两百多块钱，买来一个大右派”。“反右”一起，他便成了首席“右派”，斗争会上，让他交待那本小册子是通过什么关系印出来的，他老实招出是经过叶笃庄之手，因为当时我是该所的编译委员会主任，和几家印刷所都有关系。这一来，我成了“帮凶”，于是“顺藤摸瓜”，又 “摸”出我的一篇未发表的短文《也谈读书》，其内容不外劝人多读书，读好书，对此硬把我“分析”成反对毛主席的《实践论》的罪魁祸首。几十年后，从我的档案里又找到了这篇短文，便一字未动地在《群言》上发表了。

　　在改造期间，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达尔文全集》的翻译出版。我曾在如豆的灯光下，译完了 50 余万字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由于没有稿纸，乃以蝇头小字写在一本书的行间。我坚决相信，这部代表人类文化的杰作总有出版的一天。这是我最满意的一部译品，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后来我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部，是我平反后重新翻译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也吹断了我身上的枷锁。更使我欣慰的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这尔文进化论全集》将于明后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今老夫耄矣，已 78 岁了！但欣逢盛世，夕阳虽短，尚大有可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