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3)

2016-05-03  |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榖》以为" 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郿",《左氏》以为"郿",《公》、《榖》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郿"乎?曰"微"乎?"会於厥憗",《公》、《榖》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憗"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榖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榖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攙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榖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攙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榖》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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