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时期的宗教佛教

　　明代是宗教发展的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随着宋、明理学显学地位的确立，作为中国自身的宗教道教和较早传入中国的佛教，都逐渐走向了衰微。宗教学术无法与新儒家们那种平民化的学术思想相对抗，所谓三教合一的趋势的主流，实际还是宗教的儒化。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不断强化，宗教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已经最大程度地减弱。明代的宗教只是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了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蒙、藏地区）的统治作用。

　　与官方宗教的情况相反，明代的民间宗教却经久不衰地发展，成为秘密社会乃至民众的精神武器，因此对于宗教的控制也就成为了明代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明代西北地区得到了发展。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如藏传佛教、小乘佛教、萨满教、东巴教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开始传播天主教，并且打入了士大夫和部分民众当中，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到明朝末年，几乎有机会成为统治者新的宗教选择。

　　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一个年轻和尚脱下袈裟，投身到了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十六年后，这个当年的年轻和尚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和尚到皇帝，这样一个特殊的变化，也就必然给明初的佛教带来一些特殊的影响，这也就决定了明初佛教的微妙地位。据《明史》记载：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襕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鈥︹�χ钌�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

　　但这只是笼统的记述，明初朱元璋的佛教政策实际上还是以控制为主。自洪武元年（1368）设立善世（佛教）、玄教（道教）二院，到四年（1371）即行革罢。五年起，诏给僧道度牒，而此后十年间并未再设立僧道官署。直到十五年（1382），始置僧录司、道录司。

　　僧录司是明代佛教最高管理机构，设官左、右善世各一人，正六品；左、右阐教各一人，从六品；左、右讲经各一人，正八品；左、右党义各一人，从八品。各府县则设有僧纲司，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掌之。并定全国僧人为三等：曰禅、曰讲、曰教。

　　这大概就是李仕鲁等儒臣上疏反对明太祖鈥溕崾パФ�崇异端鈥澲�时。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鈥湵菹律钅缙浣蹋�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鈥澦熘皿擞诘亍５鄞笈�，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这是儒、释之争在明初的反映。在李仕鲁之类的儒臣们看来，对于佛教，应该是实行厉禁的。其实在此前，明太祖已有对于僧道的限令：

　　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上以僧道日多，蠹财耗民，莫此为甚。乃诏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僧道并处之。非有戒行通经典者，不得请给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为尼者。并著为令。

　　这个限令的下发，是因为洪武五年给度牒令后，取得度牒的僧道一时多达九万六千余人，不得不加以限制。然而到十五年设立僧录司后，不到三年时间，新度牒的僧尼又达二万九百五十四人。

　　元代的崇佛，到明初在民间还有较大的影响，而这与明太祖对于佛教的推崇是完全不同的，用当时官员的话说：鈥溒涫导俅艘员懿钜邸ｂ�澦�以从洪武十七年（1384）起限令三年一次出给度牒，而且要严加考试。二十四年（1391）更明确规定：

　　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

　　这一方面为防止劳动力流入僧道，一方面防止青年妇女出家，影响人口生育。次年，再令僧录司造周知册颁行天下，天下僧人皆为在册者。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月，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至此，明初的佛教管理遂成定制，并且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其实早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就曾有过大规模的给牒考试，而且鈥溇褪匀�千余人，悉不习内典鈥潯Ｌ�祖为此欲尽付之法。这种强调佛学的做法，使得明初的佛教带有浓厚的学术风气，佛教开始成为了与朱学并存的学术派别。

　　明初的洪武、永乐时期，带有建国初的种种政治色彩，朱子学虽然开始成为显学，并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人们对于事功的追求，给予了各种不同思想以一点活动的余地。当时的名臣宋濂便精通佛学，这或多或少对于太祖会有所影响。当时的僧录司左善世宗泐与僧来复齐名，都是兼通儒学的高僧，明太祖称之为鈥溿钚悴赔�潯：槲渌哪辏�1371）十二月的蒋山太平兴国寺广荐法会，共征召了高僧十八人，宗泐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后来还俗为官的吴印也是其中之一。至于来复，则因上诗谢恩而死于文字之祸。

　　面对明初佛教的这种变化，当时的佛教界似乎并无自我选择发展的余地。在极端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明初的佛教其实并没有因为吴印等人的为官而有所兴旺，与元代相比，明显是每况愈下的。

　　这种情形到永乐中稍有所变化，其原因是僧人道衍（姚广孝）帮助朱棣夺位而成为一代功臣。道衍虽然兼通儒、释、道三家之说，但是他在自身的学术上坚持佛家的宗旨，因此曾著《道馀录》，从佛家学说出发，对于宋儒攘斥佛、老给予反驳。他在序中写道：鈥溔�先生（二程、朱）因不多探佛书，鈥︹�σ灰庖运揭獬鲂白澲�辞，枉抑太过，世之人心，亦多不平，况宗其学者哉。鈥澦�因此择《二程遗书》二十八条、《朱子语录》二十一条鈥溂�为谬诞者鈥潱�鈥溎宋�逐条据理一一剖析鈥潯Ｕ獠库�溩üコ獭⒅焘�澋闹�作在当时能够问世，一方面固然由于朱子学的一统地位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绝对，同时也由于道衍的特殊身份。待到道衍死后，他的这部著作就遭到了儒士的焚毁。其友张洪称：鈥溕偈τ谖液瘢�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鈥澞康氖且�使这部专攻程、朱的著作不再传世。《道馀录》的出现应该说是一个特例，道衍死后，这种情况便不大再会发生了。仅仅十二年以后，宣德五年（1430）修成的《明太宗实录》中已经写道：鈥湽阈⒊⒅�《道馀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鈥澏�且永乐初上书鈥溭�讪先儒鈥澋闹旒居眩�便曾因此罹祸。

　　佛教在明初即被定为了经典之学，在朱学统治地位日益确立的情况下自然是难得发展的。

　　永乐中佛教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不过那只是为了加强对于西南乌斯藏地区的控制，而并非真的要发展藏传佛教。

　　永乐以后还有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便是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宦官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心态，颇重佛教的修来世之说，因此支持建寺度僧。景泰二年（1451）正月，太监兴安以皇后旨度僧道五万余人，于谦进言不纳，从此以后，建寺度僧之事便一发而不可止。弘治中，尚书马文升的奏疏中谈到成化末年寺院僧人的情况：

　　定制：僧道，府不过四十名，州不过三十名，县不过二十名。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该五十余万。鈥︹�ζ渚�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几何。

　　马文升用鈥湸葱匏鹿郾橛谔煜拢�妄造经典多于儒书鈥澑爬�了当时佛教的情况，这与明初相比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从现存的材料看，明代佛教的发展主要还是在正德以后，这与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是同步的。本来也可能在成化时就发展起来，但是追寻祖制的鈥満胫沃行蒜�澖�其推后了二十余年。正德以后心学的兴起，对于禅学的发展有所刺激，到晚明王学末流更走向禅化，禅学也随之而得到了发展。明代佛教各宗的名僧，以及明代的四大高僧均出现于正（德）、嘉（靖）以后。

　　一、禅宗。

　　明代禅宗主要有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支系。

　　临济宗的发展主要在嘉靖到万历以后，从笑岩德宝（1512 鈥�1581）以禅学与诸儒学者相交而知名，其后有门人幻有正传（1549鈥�1614），正传门人中又有圆悟最为著称。圆悟号密云，宜兴人，原姓蒋。三十岁以后出家龙池山禹门寺，天启三年（1623）于天台山通玄寺开堂说法，始有名声。先后主持嘉兴金粟寺、福州万福寺、宁波天童寺等，因其弘扬临济宗风，故有 鈥溋偌弥行蒜�澲�称。

　　曹洞宗在明代的著名高僧有慧经及门人元来、元贤和高僧圆澄等。慧经（1548 鈥�1618）晚年长期主持江西黎川寿昌寺。他主张农禅并作，是一位将躬耕田野与讲禅说法结合起来的高僧。他的门人元来（1575鈥�1630）以提倡鈥滌�、净无二鈥澏�闻名。元贤（1578鈥�1657）幼年致力于儒家的程、朱理学，由儒而入释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发展影响颇大，他因此重于著述，主张兼容并纳。曾经明确提出：鈥滌�、教、律三宗，本是一源，鈥︹�θ缍θ�足，缺一不可。鈥澆⑶仪康魅濉⑹汀⒌廊�教一理。他的思想明显地代表了明后期佛教发展的趋势。

　　二、净土宗。

　　明代净土宗的发展也是在嘉靖以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称为鈥溋�宗八祖鈥澋难N宏，袾宏（1535鈥�1615）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他先后著有《答净土四十八问》、《净土疑辩》等净土宗的重要著作。但是他同时也积极主张鈥滌�净一致鈥潱�而且重视华严宗的教义，代表了明朝后期佛教各宗渐趋融合的发展趋势。

　　三、天台宗。

　　明代天台宗于万历年间始有鈥溙焯ㄖ行蒜�澲�说，其中兴高僧为传灯。传灯（1553鈥�1627）于万历十五年（1587）入天台山，习天台之学，兼习禅宗和净土宗教义，也是博及诸宗的高僧。其后有称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1599鈥�1655），在弘扬天台教义的同时，进一步主张各宗融合，三教合一，成为明末三教合一的推动者之一。

　　除去佛教的上述三个宗支外，其余各宗，如律宗、华严宗等，在明代一直处于衰微之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与学说出现。

　　明代的四大高僧，除净土宗的袾宏大师、天台宗的智旭大师外，还有紫柏真可和憨山德清。袾宏与智旭虽然各有宗派，但都是主张各宗融合的，而且主张儒、释、道的相合。而紫柏与憨山则不仅主张三教的合一，而且自身也从无明显的宗派。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声响亮的高僧，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紫柏（1543鈥�1603）后于万历中鈥溠�书案鈥澲斜磺Ｈ胗�而死，憨山（1546鈥�1623）亦于万历间以私造寺院罪入狱论戍，而其于戍所讲佛，居然使戍卒们闻之若痴。

　　不固执于佛家之说，而与儒、道相合，就使得佛教为士大夫们所接受，这同晚明士大夫们近禅的趋势是一致的。三教合一是晚明儒、释、道三家发展的共同趋势，林兆恩（1517鈥�1598）的鈥溔�一教鈥潱�更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