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夫与中国3

　　东西方的教育方式往往是各有千秋、眼瑜互见的，问题是不能片面或极端化，而应当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家父青主（ 1983 — 1959 ）深受中国封建教育的迫害，从小在家中被严教的父亲不惜以毒打的手段，逼他背诵古书二以致他去德国留学后，在德国绝对自由的教育方式熏陶下，懂得了日后没有对我施行他父亲对他所施行过的那种封建教育，那是我的万幸，从而使我有了开放式的学习可能和自由的思维能力，懂得独立思二考并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另方面不可否认地，由于他对我从小的教育放任自流，不严格要求我去勤学苦练，结果使我从而缺。少了像他那样的、尤其是对中国国学的“童子功”；这一缺陷，我终生难以再补偿。我们当然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过去那种封建教育的思想和方式方法，那是对人和人才的坑害和摧残。至今我们中国人过于讲究、追求、甚至只迷信考试、考级以及文凭、分数和学位，这就是陈旧观念至今仍没有得以根除的明证。但是，我们中国人和东方人，习惯于讲求学习的效能、讲求扎实的“童子功”，这是我们中国人、东方人的优良传统。“教不严，师之过；学不勤，生之情”，历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这种精神和做法是值得发扬的，同样在音乐教育中也不能例外。，

　　“通过音乐接受教育”，当然重要和必需，但也不能取消“通过教育掌握音乐”的要求和必需。奥尔夫说过：他只强调“通过音乐接受教育”，而不强调“通过教育掌握音乐”；这点我们不应加以片面地理解，而应当看到，我们中国的情况与多件和奥尔夫在德国的大不相同：由于千百年来音乐和音乐教育在旧中国得不到重视，以及整个社会音乐环境的不足，从而远远落后于奥尔夫所在地—德国。因此，我们如今绝不能不强调音乐本身。我们是否应当在“本源一本性一本能”这三者后面，再加上一个音乐的“本体”，作为我们应强调的要则提出来呢？这四“本”，是否也可能是对奥尔夫体系所强调的“三本”的一项发展呢？音乐教育也必需强调音乐本体的重要性，恐怕尤其在当今的中国，这也是一项当务之急。　

　　事实上，奥尔夫对音乐教育中的音乐也并未忽视：试看他在《学校音乐教材》中那许多注释，就可以看出他对音乐本身的训练也非常重视：他时时处处都在音乐上提出认真而严格的要求。他的音乐教育理念，正是要通过学生和孩子们自发、自觉、自创地去唱、奏、做的音乐实践，来学会音乐。奥尔夫音　

　　乐教育很大一个特点是：它涵盖着声乐、器乐表演、创作等各个领域，也具体地体现在对整个音乐语言的掌握和塑造上。只有从这样的认识来理解和运用奥尔夫体系，才能发挥它的长处和作用。他强调原本性的音乐，绝不等于说这种音乐就可以是粗糙的或幼稚的，相反，他曾指出：“（原本性音乐的）素材必 须以质量感和形式感去应用，而不允许廉价地去操作和手艺式地去生产……”③他在《学校音乐教材》的注释中曾指出：“为了达到尽可能自由地奏乐，应当全然背奏”，这就是说：既要掌握识谱，也要能够背谱；要能背奏，不经过严格的、勤奋的学习，是办不到的。不要以为奥尔夫强调感性和即兴性，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