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启超的《学校读经问题》(3)

　　梁启超在这里所谈的应属心理学范畴内的内容,不过他讲的是中国传统的常识心理学,并不科学。他的关于记性“一过其时,虽勤劳十倍,亦难收效”,这种理论认为,儿童13岁以前是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我在别处已经批评过,这里不再赘言。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种常识心理学只将眼睛盯在记忆或记性上,而忽视了儿童的全面的活泼的充满童真、童趣、童心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身对于儿童的成长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也是近现代儿童教育学最根本之观念。在梁启超那个时代,这种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观念在西方正是方兴未艾,遗憾的是他对此竟然缺乏了解。甚至到了21世纪,这种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最根本之观念在中国仍然找不到落脚的文化土壤,实在令人痛心和寒心!君不见,当下的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振臂一呼,而众人不就应者云集吗?在不少人眼中,读经俨然成为开发儿童大脑潜能的所谓科学的儿童教育的工具,这背后是标本式的伪科学、伪心理学、伪教育学。儿童读经之风愈烈,则近现代儿童教育学的最根本之观念在中国愈难建设,中国文化现代化变革便愈难展开!

　　在第四条中,粱启超还说:“苟若应读,则非自小学时即读之不可。长大以后,非特无此时日,即读亦不能受用。”他所说小孩子错过了记性的黄金时期,长大以后即便再读“亦不能受用。”坦率地讲,我倒觉得这话说得有些“科学”道理。一个人如果幼年就不读经,如果幼年学习其他的东西,自然而然,他的心理结构中就不会被“经”盘据。如果他们学习了主张自由、民主、平等的“新学”,长大后再学习“君则敬、臣则忠”这些“经”中的陈腐内容,大概是不会有谁能接受、能感动、能受用。

　　“第五,今之学童,亦曷尝不朗诵坊间所编教科书者。实则此本不必诵,而皆诵之,亦可证其性宜诵也。与其费日力以诵此,费脑力以记此,何不反求诸圣经贤传乎?”

　　梁启超在此以废经后小孩子依然背诵新式教科书来证明:小孩子有背诵的天性。这正与王财贵先生所谓你不让小孩子读经小孩子便会转背广告之说相互一致。

　　而梁启超认为与其背教科书倒不如背“诸圣经贤传”,因为这些新式教科书在粱启超看来,其价值是无法与“经”相提并论的,而这正与第三条之“全国皆习于浅薄之文学”相呼应。南怀瑾先生对待新教科书和经书的不同态度以及鄙薄新教科书之价值而主张回到旧式的读经教育方面的思想,与梁启超这里的第五条内容可谓惊人相似。

　　梁启超在此认为小孩子“其性宜诵”。然而他在《学校读经问题》的开篇即言:“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故偏袒不读之说,谓将经语编入教科书已足;吾至今仍觉其难也……”古代寓言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思想方法,现在将其用在梁启超身上,就会发现,既然小孩子“其性宜诵”,梁启超又缘何讲“吾自昔故疑读经之难”,“吾至今仍觉其难也”?显然他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