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梁启超的《学校读经问题》(4)

　　以上就是我对梁启超主张儿童读经的五条原因的评析。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认为反对读经的人并不是厌恶经书,只是不知读的方法。其实这不是历史实情。

　　梁启超认为“反对读经最强的理由”是群经浩瀚难以卒读,认为即便在没有西学传入的时代,学子也是穷年莫殚,更何况后来东传的西方各种科学也成为研习的任务。不过他说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那就是:“欲读经则非删经不可,非编经不可。”而这一点是与当今的儿童读经运动的主张是不同的,其一,当今的读经运动的发起者王财贵先生主张无差别的背诵,根本没有梁启超删经编经的想法;其二,梁启超主张让儿童读的经书应当“文从字顺,能使儿童理解”,而现时的儿童读经的发动者提出“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箴言”,公然主张儿童不必理解经书内容,实际上是公然主张死记硬背;其三,梁启超主张学龄儿童读经,而当今的儿童读经运动将读经的年龄提前到托儿所、幼儿园。当今读经运动的另一倡导者蒋庆先生倒是进行了删经、编经的工作,然而他却主张从娘胎里开始进行胎教读经,这与梁启超主张从小学开始读经的主张便大有不同了。可见,现时的儿童读经的发动者的主张与梁启超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

　　我并不同意梁启超支持儿童读经,并如上面分析的,认为他主张儿童读经的种种理由也是值得商榷的。而现时新一轮的儿童读经运动的发起者与梁启超的主张相比更为极端,极端到荒谬的境地,因而我更不敢苟同。梁启超是改良派,他与复古派是不同的,但他的文化改良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尤其是到了晚年,有向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认祖归宗的投降倾向。可以说,不论是复古派还是改良派,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顽固影响。中国文化变革的路任重而道远,而同样是东亚国家、有浓重儒学文化色彩的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便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文化的现代转型,日本成功的文化转型和经济腾飞,确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国人镜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