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之史部《金史》卷四十八 志第二十九(5)

　　泰和元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诸税以钱银钞三分均纳。庶革其弊。”下省议，宰臣谓‘军兴以来，全赖交钞佐用，以出多遂滞，顷令院务收钞七分，亦渐流通。若与银均纳，则彼增此减，理必偏胜，至碍钞法。必欲银价之平，宜令诸名若‘铺马’‘军须’等钱，许纳银半，无者听便。”先是，尝行三合同交钞，至泰和二年，止行于民间，而官不收敛，朝廷虑其病民，遂令诸税各带纳一分，虽止系本路者，亦许不限路分通纳。户部见征累年铺马钱，亦听收其半。闰十二月，上以交钞事，召户部尚书孙铎、侍郎张复亨，议于内殿。复亨以三合同钞可行，铎请废不用，既而复亨言竟诎。自是而后，国虚民贫，经用不足，专以交钞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业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弥甚，乃谓宰臣曰：“大定间，钱至足，今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问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罢限钱法，从户部尚书上官瑜所请也。四年，欲增铸钱，命百官议所以足铜之术。中丞孟铸谓：“销钱作铜，及盗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邻。”太府监梁絪等言：“铸钱甚费，率费十钱可得一钱。识者谓费虽多犹增一钱也，乞采铜、拘器以铸。”宰臣谓：“鼓铸未可速行，其铜治听民煎炼，官为买之。凡寺观不及十人，不许畜法器。民间鍮铜器期　以两月送官给价。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纠坐其官。寺观许童行告者赏。俟铜多，别具以闻。”八月，定从便易钱法，听人输纳于京师，而于山东、河北、大名、河东等路依数支取。后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五年，上欲罢交钞工墨钱，复以印时常费遂命贯止收六文。

　　六年四月，陕西交钞不行，以见钱十万贯为钞本，与钞相易，复以小钞十万贯相参用之。六年十一月，复许诸路各行小钞。中都路则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则于南京、归德、河南府，山东东路则于益都、济南府，山东西路则于东平、大名府，河北东路则于河间府、冀州，河北西路则于真定、彰德府，河东南路则于平阳，河东北路则于太原、汾州，辽东则于上京、咸平，西京则于西京、抚州，北京则于临潢府官库易钱。令户部印小钞五等，附各路同见钱用。七年正月，敕在官毋得支出大钞，在民者令赴库，以多寡制数易小钞及见钱，院务商税及诸名钱，三分须纳大钞一分，惟辽东以便。时民以货币屡变，往往怨嗟，聚语於市。上知之，谕旨于御史台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论钞法难行者，许人捕告，赏钱三百贯。”五月，以户部尚书高汝砺议，立“钞法条约”，添印大小钞，以钞库至急切，增副使一员。汝砺又与中都路转运使孙铎言钱币，上命中丞孟铸、礼部侍郎乔宇、国子司业刘昂等十人议，月余不决。七月，上召议于泰和殿，且谕汝砺曰：“今后毋谓钞多，不加重而辄易之。重之加于钱，可也。”明日，敕：“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须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诸物。六盘山西、辽河东以五分之一用钞，东鄙屯田户以六分之一用钞。不须立契者，惟辽东钱钞从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赏有差，监临犯者杖且解职，县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除，否者降罚，集众沮法者以违制论。工墨钱每张止收二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所司籍辨钞人以防伪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比旧减其数，若旧有见钱多者，许送官易钞，十贯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钞法流通为称职，而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给券应得钞一贯，以难支用，命取见钱。御史以沮坏钞法劾之，上曰： “纠察之官乃先坏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阶，解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