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是绝对能够翻译的"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的提高，有些人对译作是否能保持原著的思想，艺术风格表示怀疑，甚至有些人认为文学作品是绝对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他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认为，"文学不可译"的观点本质上是狭隘的文学观念的产物，如果否认了翻译的可能性，实际上就否认了文学的国际交流，否认了世界文学的意义。郑振铎在《译学的三个问题》中提出，"文学书是绝对能译的，不惟其所含有的思想能够完全的由原文移到译文里面，就是原文的艺术之美也可以充分的移植于译文中"。他还认为文学的"风格"就是文学的"表达"，而"表达"可以把人类思想具有共通的东西"移植"成文字。这种对于文学可译性的论述，消除了某些译者和读者的疑虑，在当时，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二）、翻译不仅是"媒婆"而且是"奶娘"

　　郑振铎认为翻译最好有两种功能：（一）、能改变中国文化传统。（二）、能引导中国人和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思想相接触。他认为，"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在《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一文中提出，"翻译家的责任非常重要，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受别国文学影响的痕迹。而负这种介绍责任的，却是翻译家。"在他发表的《处女与媒婆》、《翻译与创作》、《盲目的翻译家》等文中，反对盲目的翻译，认为只有有选择的翻译才能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他反对把翻译与创作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不仅是"媒婆"而且类似于"奶娘"，"创作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子百家文集"，而是"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郑振铎关于翻译的目的和功能的论述，对于端正我国现代翻译的方向，无疑起了作用。这种精神对于我国当前翻译界也具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