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妹妹的成功感染了至善，他也写了起来。从此这个一篇，那个一篇，三兄妹不断有文章交到父亲手里，由他选择和修改。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散文，记叙的、抒情的、议论的、随笔、速写，各种体裁都有，全都是自由命题，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生活里取材。至美和至诚多写抗战期间后方学校的生活，像至美的《我是女生》《课余散记》，至诚的《班图书馆》《宣传》；后来视野逐渐扩大，写的生活面也广了，至美写了《江大娘》《母与子》，至诚写了《成都农家的春天》《拉路车的》。至善毕竟年长些，那时已经走出学校，有了几年社会阅历，又有结婚生子的生活阅历，观察和思考都比弟妹来得细致、深入。除了写大自然和学校生活的《成都盆地的溪沟》《集体创作》等外，他还写了抗战期间后方的一些社会现象，如《司机们》《寄卖所》《雅安山水人物》等等。叶至诚后来回忆他们三兄妹这段跟父亲学写的经历时，由衷体会到，父亲正是引导他们走“由散文入手开始学写，从自己熟悉的生活里边取材”这样一条“顺其自然”的写作道路的。“后来在文风给搞得非常之坏，文章里塞满了套话、空话、假话的年代，我偶尔想起我们兄妹三个的起步来，暗自觉得走的倒是一条合乎规律的路”。

　　虽是“顺其自然”，但叶圣陶对三个子女的培养还是充满匠心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为子女改文章上。叶至善在三兄妹的合集《花萼》出版时的《自序》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了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