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自传-53(3)

　　塞奇可是保证过自己要替我保守秘密，不能将这封信给别人看的，但他仍然像演戏一样地想看看别人读到这封信后的反应。他先是装作无意中把这封信丢到了吸烟车厢的过道上的样子，然后在附近座位坐下来，静观后效，等着看一场好戏。于是，这封信绕了车厢一周，从一伙人手里传到了另外一伙人的手里，不过最后，他总算是把信又要了回来。

　　这封信的际遇使他深信它大有文学价值，非常值得向人推荐。于是他就在布鲁克林私下理印了十来份，寄给了布法罗的戴维·格雷一份，寄给了他在日本的一个朋友一份，寄给了英国的霍顿勋爵一份，甚至还有一份寄给了奥尔巴的一位犹太教教士，一位博学之士，是一位对古代文学非常有研究的爱好者和评论家。

　　后来，《一六O一》在日本以及英国终于被私下里印刷出来，于是我们就开始慢慢地听到了许多有关它的议论了。那位非常博学的犹太教教士在给它的评论中说，这篇文章在运用语言习惯方面、反应社会生活的真实性方面、模仿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习俗方面都堪称杰作。

　　诗人戴维·格雷给我的赞扬也很宝贵，他说：“标上你自己的名字吧。这是一篇伟大的文学杰作，理应在这世上流传下去，而且它也一定会传下去的。也许你的《傻子国外旅行记》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但是这一篇却会传下去，大家将永远也忘不了它。你完全不用为此害臊，更不用担心，你只需要在遗嘱里吩咐你的后人在你的墓碑上将这几个字刻下就可以了：他写出了不朽的《一六O一》。”

　　一八九一年当我们搭船前往欧洲时，我就把这些珍贵的“西点抄本”藏在了我书室的抽屉里，自以为这样一来它们就安全了。然而我们这一去便将近十年，在这期间，如果有谁对我说他想要一份，我都会满口应承下来——说等我们一回到美国就寄给他。就像在柏林，我就答应了拿一份给外交部的鲁道夫·林道，他现在还活得很好，不过我至今还没有实现我的诺言。我还答应过给蒙森一份，给驻德公使威廉·沃尔特·费尔普斯一份，但是他们如今都过世了，假如他们还活着的话，也许他们也不会把《一六O一》挂在心上吧。在我作环球旅行演讲的时候，也曾经多次慷慨地答应过给人家一份《一六O一》，信誓旦旦地承诺说我一旦回国，这些承诺就都会兑现的，结果到现在恐怕他们大部分都忘记这件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