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理想的一个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