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传统的节日春节，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团聚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时，冰心老人家里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给老人来热情拜年。每当冰心老人身体不适或生病住院时，总会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捧着盛开的鲜花到医院亲切慰问老人。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是谁呢？为什么和冰心老人亲如一家人？——他们是当年北京颇有名声的“五个孤儿”。

　　三十多年前，由于作家冰心采访过“五个孤儿”，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从此孩子们和冰心奶奶结下了不解之缘，凝成了深厚的亲情。

　　当时，1961年6月和1962年12月，北京崇文门外东唐洗泊街一家五个孩子——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兄妹，不幸相继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父亲是崇义区第一煤厂的工人，母亲是街道纸盒厂的工人，都是由于长期生活条件不佳积劳成疾因病而去世的。时年，最大的孩子周同山才15岁，正在念初中；最小的同义只3岁；二女孩同庆10岁，正在上小学；男孩同来8岁，刚刚踏进学校门；还有一个女孩同贺，仅6岁，什么事也还不懂。这么小的几个孩子突然相继失去父母亲，一时无依无靠，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结果是孩子们失去了父母亲，却千万个亲人走过来。街坊邻居、社会各界都向孤儿们伸出了友谊之手，援助之手！退休工人马大爷，每天等几个大孩子上学去了，替他们操心着家里的火炉子，照看着留在家里的小同义；李玉琴大娘热心帮助孩子熬粥、炒菜；衣服、被子破了，潘淑兰阿姨帮着同庆缝补，而且教孩子怎么穿针引线。同院的田淑英大婶更是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天天几趟出入同山家。学校老师更是无微不至地照料孩子。街道办事处还特地派了一位女干部迈琴关照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并且代表办事处宣布：国家供给他们读书。每月还有生活补助费。报纸、电台发表和播发了这则消息后，援助孤儿们的人更多了！有的人从外地汇来款，寄来衣物，还有的出差路过北京的旅客千方百计地寻找到东唐洗泊街5号对孩子们进行安慰和鼓励，留下生活费。年幼的孩子们在失去父母后，还没有来得及想想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就由党和政府、街坊邻居、老师同学替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细致的照顾，生活在无忧无虑的欢乐幸福中。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人有困难，万人相助；五个孩子失去了父母，千万个亲人站到了他们身边，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健康地成长。这便使得孤儿不孤。作家冰心知悉此事后，十分关心和同情五个孤儿的遭遇，于1964年春天，便由我陪同进行采访。当时冰心正年近花甲，而且家住北京西郊，可她仍然将采访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五个孩子们的家在城内东区崇文门外一带，从西郊来，路程很远，当然我们用车接送冰心，但那也是“东奔西跑”哪！冰心采访十分深入细致，严肃认真。大约前后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天天进城来，今天访问邻居大婶大嫂，明天访问街道干部，又要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和冷暖。时间长短不同的接触，先后采访了几十人之多！临了，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正在幼儿园的最小的孩子同义，冰心说一定要去幼儿园看看小同义！我们去了，到了幼儿园后，小同义正在小床上睡得很香甜呢！老师问要不要把他喊醒？冰心说：“不用，不用，让他安安静静地睡吧！”冰心轻轻地走到床前俯身吻了一下小同义，我们告辞了。冰心采访，不是刻板地有闻必录，而是仔细倾听对方的心声，她是用心在感受，在交流，所以只在极关键处在笔记本上记下几行字，帮助自己回忆。而我作为她的助手，就要记录得详细一点了。后来她在写作这篇报告文学时，为了引发回忆，曾参阅了我的笔记本。为这件事，不料想，在急风暴雨的“文革”时，竟有知情的造反派在批斗冰心时，说她“臭架子大”，采访时自己不记笔记，让编辑记。实际上他们哪里懂得，冰心的采访是在用心感受的过程。不久后，冰心写出了报导五个孤儿事迹的报告文学《咱们的五个孩子》，发表在《人民文学》1964年6月号。作为责任编辑，我在陪同冰心的采访过程中，学习不少东西。这篇报告文学一经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首先是中央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播发了它，又有多家国内的及外交报刊转载，海内外热情的读者给冰心写来大量的信，既表示了对孤儿们的深深同情，又赞美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外国朋友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他们国家，这众多的五个孤儿只能是流浪街头，生死未卜。冰心的报告文学作品及大量读者的来信，大大地鼓舞了五个孩子！他们不再感到孤独，感到生活窘迫，而是和千千万万新中国的儿童一样过青温暖幸福的生活。在阳光雨露下，五个孤儿在茁壮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