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次反“围剿”中，我们红二十二师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作战方法，转战于闽西赣南广大地区，配合兄弟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我们却被命令在南方战线分兵把口，固守在碉堡里，捆住了自己手脚，硬挺着天天挨敌人的飞机、大炮轰炸。以前作战，我们总是越打越“富”，每打一仗，队伍壮大一次，武器弹药得到补充，可是现在，越打越“穷”，消耗一粒子弹，就少一粒子弹。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了那么多武器，也不能象过去那样“接收”了。特别使我们震惊的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出现了“反水”的现象，在敌人重兵压境，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威胁诱骗下，“反水”的人打起白旗，拿着梭标、土枪，配合敌人，对我部队进行骚扰。记得罗田附近就有几千“反水”的人，在铲共团头子谢嘉犹欺骗、唆使下对我进行骚扰。这种情况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土地政策，实行错误的土地政策的恶果。使部分中间群众发生动摇，也影响了基本群众革命情绪，造成我们极大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在我们许多干部和战士中，笼罩着一团团疑云，也发生了种种议论：为什么过去总是整团、整师、整路地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为什么现在处处被动，困守碉堡，天天挨打，打不破敌人的“围剿”？为什么不采取过去那种有效的打法，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动若游龙，在运动战中一口一口吃掉敌人？听到同志们这些谈论，我们师的领导当时觉得是有道理的，我们更考虑了许多。

　　自从第四次反“围剿”后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被撤销红军总政治委员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里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现象，不时看到一些熟悉的战友突然被逮捕了，他们被抓的时候，帽子被拉下来，把黑布缝的袋子罩在他们头上，只有两个窟窿让眼睛看着走路。凭着熟悉的身廓、动作，我们也能猜出这是哪一个，在和他们目光相对时，不难看出他们双眼里流露出许多迷惑不解和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