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颂》的写作时代背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创办到1912年举行第5届奥运会前夕，奥林匹克运动在西方世界被蒙上了一些阴影，发生了变异，暴露出了不少弊端。加拿大学者托玛斯?贝德斯基在《体育与民族主义》一文中就指出：十九世纪前半叶是民族主义概念为人们接受的年代，开始是由自由主义出现的，尔后成为沙文主义。欧洲民族主义的成因可以联系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于是，奥运会可以用来作为衡量体育中民族主义发展程度的气压计。他在文章中列举了从第一届奥运会开始都曾经多次暴发一些民族主义纠纷。仅以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奥运会为例，由于英国裁判偏袒该国选手引起其它国家，特别是美国选手的不满，两国曾在拔河比赛中发生争吵，后来在400米跑中英美运动员又发生冲突，而英国裁判又整了美国选手，致使美国选手弃权罢赛以示抗议。奥运会上还发生了其它一些违规情况，如，早在1904年圣路易奥运会上就发生过美国的马拉松选手“以车代步”和“打兴奋针”的欺骗行为等等。这类事在顾拜旦看来显然都是完全违背了他所提倡的奥林匹克理想的。这使他深感忧虑不安，于是，他在1908年7月 24日伦敦第4届奥运会期间由英国政府举办的招待会上发表了警世性的讲话。他说：“可以认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物质文明——我通常称做机械文明，使一切事物美好起来，但有些威胁奥林匹克理想的弊端却令人不安。诚然我毋庸隐讳，‘费厄泼赖’ （Fairplay，意指公正竞赛）处于危险之中。特别是由于种种毒害毫无顾忌地滋长，造成竞赛的狂热，赌博和冒险的狂热，因此，如果我们着手进行一次改革运动来反对这种危险，我深信会得到这个国家舆论的支持——这些舆论会来自为自身健康、为教育价值、为完善人类的一切爱好体育的人们，这也许是最为有力的因素之一。上星期天，在美国圣保罗组织的一次运动员授奖大会上，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用中肯的话语提醒大家注意：‘对奥运会来说，取胜没有参加更为重要。’先生们，请牢记这铿锵有力的名言。这个论点可以扩展到诸多领域，直至形成客观而正确的哲学基础。对于人生而言，重要的绝非凯旋，而是战斗。这意味着主要不是已经获胜，而是进行战斗。传播这些格言，是为了造就更健壮的人类——从而使人类更加严谨审慎而又勇敢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