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阅读”的文章与木棉商榷(4)

　　应该说，接受美学是符合阅读特点的，也是符合理解规律的。前面我说了，任何阅读都不可能是“清白的阅读”，都必然加进阅读者自己的“前理解”，因此，任何读者理解到的意义都不完全等同于作品原来的意义，而且不同读者面对同一作品所理解到的意义（对于文艺作品来说，则是感受到的艺术形象）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所谓“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便是这个道理。

　　但是，真理往前多跨出半步则导向了谬误。如果把创造性阅读理解成不顾作品的意义而随心所欲地“自由理解”，则只有“创造”而无“阅读”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创造”的基础是否离开了“阅读”，即是否抛弃了作者的本意？应该说，读者理解到的意义与作品本身的意义是不完全等同的，前者属于作者自己而后者既包括文本自身意义也包括读者的“前理解”。也就是说，作品的意义（含义）与读者理解到的意义，既有有区别——因为加进了读者的前理解，但绝不是与原作无关——因为毕竟是对作品的理解。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创造”，则是科学的，因为这种“创造”的前提是肯定作品有自身的意义。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允不允许学生对文本进行“戏说乾隆”式的再创造？我认为，当然可以。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旧瓶装新酒”式的“故事新编”都是允许的。比如，“滥芋充数”新说，比如“龟兔第二次赛跑”等等。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和时代特点由文本而激发新的联想或想像，进而赋予文本以新的含义，或者将作者的意义加以引申（包括对文学形象进行再创造），这不但符合学生的阅读心理，也是阅读要达到的真正的意义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新的意义新的形象强加给作者，硬要说这是作者的原意，这便是极不严肃的。正如魔术师耍分身术的魔术，魔术师明说这仅仅是魔术而不是真的，观众都不会误解；但如果魔术师硬要说其“分身术”是真的，那么，这便成了伪科学。而且，即使是并未强加给作者的新意，也不能完全离开文，“戏说乾隆”说的毕竟是乾隆而非尼古拉二世。近年来，有人把《荷塘月色》中的情感“新解”为朱自清的婚外恋苦闷，把《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被休的原因“新解”为刘兰芝的“不孕症”，我认为，诸如此类随心所欲的“理解”是很不严肃的，也是违背理解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