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复活》（１８８９～１８９９）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 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１８８１～１８８６）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２９０篇，已完成的１６４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６０至７０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１８７９～１８８０）、《我的信仰是什么？》（１８８２～１８８４）、《教会和政府》（１８８５～１８８６）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１８８２～１８８６）、《天国在您心中》（１８９０～１８９３）和《当代的奴隶制》（１８９９～１９００）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不健康、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９０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１８９１）、《可怕的问题》（１８９１）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１８９８），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１９０５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１９０５）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１８８２）、《唯一的手段》（１９０１）、《论俄国革命的意义》（１９０６）和《究竟该怎么办？》（１９０６）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