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１８８１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１８８２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１８８１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１８８４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１８９１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１８８１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１８９１至１８９３年和１８９８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１８９８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从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１９０１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１９０４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１９０５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