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

　　虽然爱因斯坦未曾如愿在中国讲学，但上个世纪20年代初相对论却在中国传播开来。戴念祖说，从1917年下半年到1923年上半年，在各种报刊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相对论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强烈兴趣。

　　据戴念祖介绍，在积极准备过程中，北大教授夏元瑮翻译了爱因斯坦于1916年著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一书。译文先于1921年4月发表在《改造》杂志上，1922年以《相对论浅释》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贻惠翻译了爱因斯坦1920年5月在荷兰莱顿的讲稿《以太和相对论》，译文于1922年刊登在《理化杂志》第2卷第2期。

　　戴念祖说，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有3个杂志先后出版了《相对论号》或《爱因斯坦号》。最早的是《改造》杂志，第二个出《相对论号》的是《少年中国》，第三个出《爱因斯坦号》的是《东方杂志》。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有很多共产党人参加，当时，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都是该会的会员。出版界也争先恐后出版爱因斯坦的中文译著，商务印书馆还刊出“欢迎爱因斯坦博士”的出版广告。

　　对于相对论在中国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0~1921年来华讲学。他有一讲为“物之分析”，主要谈论的就是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罗素还在中国多次讲到：“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世最出色的伟人。”因此，有人说，到1922年底，“就是学术最幼稚的我国，从罗素来讲演后，也无人不知这相对论的名词”。

　　深刻的感情基础

　　戴念祖说：“爱因斯坦与中国人有着深刻的感情基础。”这感情基础就是：在近200年或近代史上中国的遭遇和爱因斯坦本人的经历几乎相似；而另一方面，在学术思想上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戴念祖认为：中国人早在汉代已有相对性原理的运动学思想，而以太的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再加上传统的中国时空观是时空相关联，而非彼此独立。

　　爱因斯坦两次途经上海，总共停留不足三天时间。但他犀利的眼光却看出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欧洲人在这片土地上作威作福，中国劳动者受苦受难；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的深度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写到：“(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戴念祖说，相对论在中国的传播激起了中国人对爱因斯坦的敬仰，爱因斯坦也不曾间断过对中国的关注。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爱因斯坦对日本侵占中国的东三省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和罗素等人于1938年1月5日在英国发表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各国抵制日货，并以种种可能援助中国。同年6月6日，爱因斯坦和美国罗斯福总统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一起，在美国发起成立援助中国委员会。爱因斯坦为在美国两千个城镇发动援华捐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当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领袖“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迫害时，他又和在美国的知名人士共15人一起，于1937年3月发出了正义的声援电。

　　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周培源的悼念文章。1979年，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我国还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以表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