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幼儿教育制度(2)

　　这样的发展带给北欧福利服务制度以及整体社会多面向的正面效应，包括：（一）中上阶层加入共享体系，将其财力（税金）、脑力投入此体系，大大提升此体系的可近性与服务水平，形成良性循环，而得以使其存活率大为增加，同时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因为满意于此福利服务体系，而愿意交税、参与其（民主协商模式之）运作，以致于从来不曾有过抗税的危机；（二）中下阶层共享此水平高、可近性高、大幅度以税金支付之托育服务（以及其它类似之福利），其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产生「去普罗化」、「中产阶级化」的效果；（三）照顾福利服务的跨阶级共享，意味着实质生活的大幅度跨阶级特质，如此形塑活生生的社会团结，或「生命共同体」，具有减少冲突，增进合作，将社会弊害降至最低，将社会乐利增至最大的作用，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同蒙其利，如此，北欧模式借着资源的参与式民主模式集体运用，稳定且普遍达成了功利主义借着「自由」「放任」以企求却不容易达成的个人与整体社会的最大利益；（四）高质量的普及福利措施，尤其是托育措施，具有长期稳定国民（劳动力）素质的作用，有助于提升社会水平和国家经贸竞争力。设计妥善的普及福利制度，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大幅度发展的普及照顾福利服务，可以说是天然条件不佳、大幅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北欧各国得以长保社会团结与安宁、高质量人口（劳动力）素质及高度经济繁荣的诀窍。除此之外，良好的托育制度无疑也是提高女性就业率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使得北欧各国享有先进国家中甚高的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如此，北欧模式托育与其它福利措施达成了妇女权益与生育率同时提升的奇妙效果。

　　就照顾服务而言，北欧模式的发展是从社会救助到社会福利服务的转化。造成此项转化的力量主要有三，其一为社会民主政党，其二为劳工或工会，其三为女性。劳工和女性不像资产阶级男性（后者正是现代国家法律所着重保障的家户长、家庭财产所有者）有自求多福的能力，前者的权益需要靠集体的力量来保障，因此他们主张国家应有所作为，政府应做较多的介入。经由自觉的结合，他们群起以选票支持以其权益为念的社会民主政党或劳工政党，使之长期执政，将劳工和女性需求之满足转化为国家政策与政府施政的重点。就照顾福利服务（尤其是托育）而言，可想而知，女性的因素尤其关键。这说明了何以北欧照顾福利服务的大规模发展，是跟兴起于1970年代的第二波妇运同步进行的。劳工和工会希望国家介入市场，女性希望国家介入家庭事务，而且，这两种人都希望把家务工作转化为有酬工作，以为（女性）劳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两种人联合支持社会民主政党，得以突破基督教政党和农民政党的传统家庭价值，以及右派政党的自由市场万能论和自愿主义（即主张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应由自愿组织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