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的重大功绩不仅是治理了洪水，发展了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结束了中国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创造了“国家”这一新型的社会政治形态。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各建立的夏朝，就突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界限，而以地区把“天下”划分为九州。“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比如军队、刑法、监狱、捐税等。大禹在征伐时，就指挥了一支数量不小的军队，并且有严密的组织和权威。禹在出征前曾统率众多的邦国君长举行“誓师大会”说， “天下郡国，都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予以征伐。”(见《禹誓》)结果，不到30天就把三苗打得落花流水，又过40天，三苗族便服服贴贴来纳贡称臣。从《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看，禹统治时期的确已有刑法。《述异记》和《国语》都记载有这么一件事：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史记·夏本纪》也说：皋陶“敬禹德，令人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由此可见，大禹时期不仅有刑法，而且非常苛可。各种强制机关，如监狱，那时也已经产生了。《广韵》说：“狱，皋陶所造。”我国自西汉直到明清，各地监狱普遍把皋陶为狱神。至于维持公共权力必然要征收的赋税，《史记·夏本纪》也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尚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禹贡》，就是禹立的贡法。对那些被征服的部落，让他们根据自己的物产情况，缴纳贡赋。对庶民百姓，每人受田50亩，叫“私田”，同时为国家和奴隶主耕种5亩“公田”作贡赋，叫做“什税其一”。同时，禹还建立了辽狩(视察)、考功制度，对所属诸侯国君，按功行赏，计过受罚。

　　凡此种种，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禹的最大功绩是完成了国家的建立。用阶级社会代替了原始社会，以文明时代代替了野蛮时代，推动了功史的一次巨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