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

　　长征，英语将其翻译成“The Long March”，意思是“长途行军”。但我以为，抛却长征在军事上的意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概念，我更愿意将其翻译为“The Long Walk——漫长的行走”。长征，是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里，有很多关于行走的故事。为了一个“仁”字，孔子周游列国。为了一本普渡众生的真经，玄奘西天取经。“行走”是一个类型化的故事母体，就像爱情一样，是又一个永恒的主题。行走是水平位移，从一端向另一端。它的一端是意志，它的另一端是目的地。行者无数，行者无疆，行者无惧。为了理想的实现，为了真理的伸张，为了命运的转折，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列国的边界挡不住，“八十一难” 难不倒，两万五千里“走泥丸”。长征，我们已经说了70年。70年后，我们如何“再说长征”？2006年，有很多“小分队”，活跃在当年红军的西行线路上。他们手拿移动电话或者笔记本电脑。他们打着红旗。他们中许多人很年轻。这些年轻人或爬一次雪山，或穿一次草鞋，或吃一次野菜，或燃一堆篝火。我支持这样的实地体验，我也相信年轻人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长征不等于爬雪山过草地。也不等于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历史的细节，会不可避免地被岁月侵蚀。但长征，一个浩瀚而传奇的“行走”意象，越远越鲜明。后世的人们或许会这样跟他们的孩子说：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杀出一条血路，坚定地行走。他们竟然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次震惊世界的行走，其内涵丰富而博大。它的起点，或许不在江西瑞金，不在福建宁化，而要上溯到1840年；他们的先头部队，或许不是红一方面军，而是康梁、是六君子，是先行者孙中山，是嘉兴南湖的那艘画舫。为了找一条出路，一支队伍行走两万五千里，一个民族已经行走百年。人常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今天，我们说这些话不需要注释，不需要引经据典，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语言。毋庸置疑：英雄史诗“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励志品牌。如果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自然遗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那么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非物质遗产。《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这本书的出版，就是对长征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了这本书，SMG的记者发扬了长征的行走精神，辗转数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壮士暮年的英雄（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为了这本书，记者与时间赛跑，在告别“西行漫记”时代70年后，他们完成了一部“西行速记”。我的书架上，需要这样一本书。